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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 　　【摘 要】《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凸显了新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阶层解放和媒介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关键词】知识分子 《新青年》 影响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一份引领航标的刊物。本文以《新青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时间纵坐标，以该时代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横坐标，着重探讨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媒介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勾勒出革命转型期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及演化轨迹。 　　一、《新青年》的酝酿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辛亥革命没有扭转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而全国的新闻业在经历“癸丑报灾”的大清洗后，新闻界呈现出言论一律的凋敝景象。一手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虽刚经历过讨袁运动的失败，但他已开始萌生出办杂志来提高全民思想素质的念头。据汪原放回忆到，当时“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①。其后，陈独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新青年》的创办动机和初衷可从他在《甲寅》发表的文章里隐约可见，最具代表的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他认为“自觉心，智之属也。自觉者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而“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②。陈独秀有感于国家之破败，还包括国民没有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自觉心”，这是对国民集体蒙昧未开智的怀疑和探问。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知识分子看到国民的愚昧后，开始意识到了群众的存在，更深感民主思想不只是一群知识精英的共识，更重要的是达到全民共识。陈独秀被大众媒介制造的舆论效果所震撼，选择了杂志报刊的传播渠道。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状态是“既与官方脱离了原有的合作关系，又未与下层社会建立认同与合作关系，做为中间阶层的依凭（如媒体构筑的言论空间）又尚未稳固到成为社会的新势力”③，可见，努力靠报刊媒体推动现代进程的知识分子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化，还无法凭借此新兴宣传武器重新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对下层社会的认识和使用的手段都有了新的认知和觉醒。 　　二、《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青年》于1915年在上海创刊，1922年停刊，经历了从懵懂，到突飞猛进再到改弦易帜的变化。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们相继觉醒后，也开始了改造社会、救赎自我的发展历程，这可以看作是一批“五四”时代利用新媒介——报刊传播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1、《新青年》前2卷的阵地在上海，由创刊号的开篇“青年杂志社告”可以看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是以青年为改造对象，“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办，而响应陈独秀的作者们基本上都是他的革命战友、同乡或者有着相同留学背景的海派，比如易白沙、刘半农、李大钊、苏曼殊等。这批人都只是撰稿者的身份，整个作者群松散且不稳定，淹没在众多新锐报刊之中。纵使开始“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但仍属边缘，读者圈子并不大”，可见《新青年》在创办初期并没有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新青年》迁到北京落户北大，形成“一校一刊”的结合。从第4卷开始，“新青年杂志也从边缘位置渐渐走向中心舞台，一个《新青年》的时代正悄然降临。”④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北大出现了左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激烈地思想交锋。对于以北大作为宣传平台的《新青年》来说，这个影响第一体现在进一步扩大和凝聚了《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群，如第3、4卷新加入的教员钱玄同、章士钊、周作人等。从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进一步发展为同人刊物，进一步凝聚了作家群力量，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八人固定组成的轮流编辑。第二，“自主”追求的学术氛围下，北大学生、职员也在启蒙运动者的改革带动下加入到讨论中来，形成了《新青年》羽翼下成长的新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其中，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罗家伦在易卜生号中翻译《玩偶之家》，傅斯年、罗家伦还经常活跃在《新青年》“读者论坛”专栏，发表新文学见解，与前辈共同探讨。到了第5-7卷，作者群有了新的扩展，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相继加入。 　　从1915年第1卷第1号起至1919年第6卷第4号，《新青年》形成的是以充当新思想启蒙者的作者群和与之成长的一批青年学生为主次的两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民主、科学”为自己的关键词，以《新青年》作为舆论造势的阵地，以北大作为新文学、教育改革实践地，发起文学和思想革命。 　　2、举着两面大旗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开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