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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 一个关于中华文明特征根本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为目的，但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却不是从“探源工程”才开始的，而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一项大任务，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的产生，也主要和解答这个问题有关。 　　十九世纪末叶，满清政治腐败，国家积贫积弱，沦陷谷底，民族危亡，命悬一线。中国的命运、中国的未来何在，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严肃且无非回避的问题。学术界以及包括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纷纷注意到，和西方列强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她的未来，有赖于对她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因此需要就这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一次正本清源式的研究。 　　丰富的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周秦汉唐以来的民族和国家较为详备的历史。但更早的时代，文献阙如。“疑古派”对上古传说整理之后发现，可信赖者寥寥无几，不足以仔细勾画这段过程，必须根据物质文化遗存进行这段历史的复原与重建。于是，考古学应运而生，考古学的任务也因此被规定了下来。 　　考古学对历史的复原重建有个循序渐进的程序。它首先需要寻找发现古代人们的文化遗存，按照年代排列起来，辨析耙梳其中的传承流变，建立一张按照物质文化面貌的异同特征标记的历史年表，进而再探讨创造了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之种种问题。通常把这个程序的前半段，叫作物质文化史研究。 　　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产生以来，随着田野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点滴积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到了1970年代，中国各地的史前文化演变谱系终于渐显轮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苏秉琦先生在宏观把握中国各地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基础上，将中国史前文化概括成六个文化区。指出这六个区域里的史前文化各有特点，彼此之间有交流融汇，又自成演进发展谱系。苏秉琦先生还注意到，在长达万余年的史前历史中，各地文化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就是进入夏商王朝，再以后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时期，尽管古代中国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统一，但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直到今天，地区文化见的差异仍旧隐约可见。针对这种现象，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多元说”，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说的传统认识。 　　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同意中国史前文化多元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史前时代的某个时刻，一些地区之间的交流明显加强和密切起来，也即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交互作用圈”。处在这个交互作用范围内的各地文化之间不仅有风格、面貌的互动，可以推测其背后的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经验乃至思想各个层面都有更为密切的接触。各种层面频繁和大规模的经验交流，最终导致这个范围内的文化及其背后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前沿，从而形成了一个产生文明的温床，用张光直本人的话说，即启动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的程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对多元发展的史前文化进行分析后指出，满天星斗式的文化分布中存在一种向心的、“重瓣花朵”式的结构。越靠近花芯的文化，发展程度也就越高而处在花芯上的中原文化占尽交通和交流的地缘优势，成为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核心。对于这个结构的形成原因，严文明先生做了深刻阐释。他认为，东亚地区因北方高寒地区、西部戈壁沙漠、西南的青藏高原以及东南亚热带雨林的阻隔，实为一个与旧大陆西半部分相对隔离的地理单元，不用说，东向的太平洋为这个地理单元划分出一道更为清晰的边界。对于古人而言，要突破这些地理屏障，实在困难重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亚地区的人们不得不独自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如此就带来了导致日后东西方大格局的种种可能性。但是，东亚地区内部却十分广阔，自东向西，地势分三层台阶，自南而北，气候从热带依次过渡至寒温带。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为文化的多元特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重要的是，在东亚地区的腹部，有两条巨大的河流——黄河和长江。其中下游广阔的流域面积和平坦的地形，为居住于此的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这也许是交互作用圈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为了渡过食物短缺的冬季，需要开发某种可以储藏的食物资源，于是，这些地区率先发明了谷物农业。农业为人口增殖、社群扩大、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持。如此这般，东亚地区内部便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个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交流明显多于与外围地区的文化，其结果，这个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在领先发展的同时出现趋同。严文明先生把史前文化这个趋势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 　　不同水土既可以培育出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养育不同族群。对民族问题深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和古代民族联系起来，提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