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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西方音乐家的宗教情怀 　　【内容摘要】20世纪以前的西方音乐家在创作领域中总会涉及宗教的内容，以至于这些宗教音乐汇集成流，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不能被人小视，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西方宗教对音乐的强烈关注带给音乐的宗教属性并使其具备了普世性的人文价值，这使得西方音乐家都带有惯性地涉猎到宗教音乐的创作领域中。 　　【关键词】西方音乐 宗教 价值 　　查阅西方宗教的历史资料便可得知，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是西方宗教的主体，而我们习惯上冠之以基督教的笼统称谓。并且我们知道，基督教不仅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有着辉煌久远的历史，而且在当今西方文化中其已经作为文化基因深入渗透至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在西方音乐发展历史上，基督教毫不避讳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乃至哲学，音乐自不例外，西方音乐家总会以或多或少的笔触涉及宗教音乐的内容，并随着时代的步履将其外延至对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思考中去。 　　本文将西方音乐家与宗教音乐的关系定位在20世纪以前，是不是说20世纪以后的作曲家就没人写宗教音乐了？当然不是，20世纪现代音乐的开拓者阿诺尔德?勋伯格，在其《摩西与亚伦》《雅各的天梯》等多部音乐作品中，通过传达上帝观念和先知意识，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感悟和精神的诉求。法国的普朗克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创作了《圣母悼歌》《G大调弥撒曲》等一系列宗教作品。所以说，无论是在20世纪前还是以后作曲家对宗教音乐的创作始终未中断过。但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时期被视为是近现代西方音乐的开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大变革使得人们与宗教信仰渐行渐远，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使得西方音乐从先锋派开始进入到以序列音乐、电子音乐等新音乐作为音乐发展的主流，诠释着社会变动带来的人类思维的新倾向，也可以说，20世纪以后的宗教音乐虽然继承了以前音乐大师的创作思路，但并不具备典型性特征，从而与20世纪以前宗教音乐的显性特征迥异。 　　一、西方音乐的宗教情结 　　从音乐起源的角度来看，每个地区或民族音乐的产生总会与原始宗教有着神秘的关联，但没有哪一种音乐像西方音乐这样在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上都与宗教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而且西方音乐的宗教属性在20世纪以前的显性特征尤为值得重视，这源于西方音乐体系在产生之初就与基督教捆绑在了一起。 　　（一）渊源 　　西方音乐形成的重要阶段正是基督教强势发展的时期，也即是西方历史上所谓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约5―14世纪）。公元5世纪末期，一直受罗马帝国排斥的“蛮族”（日耳曼部族的统称）成功终结了西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成为社会新秩序的主导者。但由于新生统治者文化水平低下，甚至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不得不依附于文化层次较高的教会组织，基督教也借势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摇身变为官方宗教日趋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演变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核心。 　　音乐之于基督教在中世纪有着重要地位，其被列入官方文化的“七艺”之属而不可或缺，语言“三艺”（文法、修辞、逻辑）负责解读圣经文本并提供逻辑思辨，音乐则在数学“四艺”（天文、算术、几何、音乐）之中为礼拜和仪式而服务，类似于中国的宫廷“雅乐”被严格地限定场所使用，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在基督教的“束缚”下娱人的本性被娱神的宗教性所掩盖，其为“圣父、圣子、圣灵”服务而不得与世俗混为一谈，但也正是基督教对其产生的约束力使其在“独善其身”的封闭环境中修成正果，为西方音乐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发展演变 　　作为宗教音乐的西方音乐最初呈现形式是以圣咏的姿态表现出来的，如罗马圣咏、安布罗斯圣咏等，不同地区的教会都有属于自己的圣咏，因为不同语系的缘故和记谱法、唱名法的不统一而各具特色。直到公元5世纪末期，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着手打造格里高利圣咏，分门别类的圣咏形式才开始趋于统一。公元9世纪左右，随着加洛林王朝带来的政治、文化的统一，格里高利圣咏逐渐确定了其在教会中的统治地位，随后出现的统一的记谱法、唱名法、调式等为西方音乐的大力发展夯实了基础。 　　西方多声音乐的立体思维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格里高利圣咏的贡献。从格里高利素歌开始，陆续出现了附加段、继续咏这样的变体形式，而奥尔加农的出现则标志着西方音乐从单音形式向复音织体发展的新动力，持续低音的与旋律声部构成四、五度的平稳进行为多声织体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以此为基础，在几百年的尝试和探索中，第斯康特、克劳苏拉、康都克特、经文歌等形式纷纷涌现，西方音乐的多声思维愈加清晰，更出现了大型套曲结构的弥撒。这一系列的形式演变无不渗透着教会音乐发展的痕迹，宗教音乐赋予西方音乐早期的发展不容忽视。从此意义上考量，宗教属性成为西方音乐的原初宿命，虽然其不能贯穿整个西方音乐的历史，也不能成为西方音乐家的宿命，但这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