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理论价值.docVIP

三国志裴注理论价值 　　摘　要：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所作《三国志注》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但是，学人多关注其在史注发展上的价值。所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和史评价值，对于深入认识和全面评价裴注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三国志》；裴松之；史论；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98－04 　　 　　裴松之奉诏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完成的《三国志注》一书，其内容主要是“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不同于以往史注。裴注中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裴注的理论价值作初步探讨。 　　 　　一、《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 　　 　　裴松之史论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统一意识和关注政治得失，这反映出裴松之鲜明的政治思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破荆州后，欲东下灭孙吴。其谋臣贾诩提出“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的主张。对此，裴松之批评说：“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成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这一段议论表明裴松之对当时的三国形势有一个全局的判断，认为曹操南下灭孙吴之行动，是符合当时历史形势的，为实现统一之良机。裴松之更进一步指出，后来曹操征讨张鲁得汉中，没有抓住“蜀人震恐，其势自倾”的时机，从而失去统一之机会。另外，裴松之从大一统的思想出发，肯定了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的主张，称赞其“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些都反映出裴注史论对指陈形势的兴趣和见识。 　　裴松之在关于三国时期政治得失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孙吴政权衰败方面，裴松之作了较多分析，他不同意陈寿关于孙权惑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遂致覆国”的看法，他认为孙权在对待公孙渊的问题上，“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他进一步指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逋，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从中可见，裴松之认为不论孙权是否废除孙和为嗣，孙皓都会继承政权，他指出孙吴“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爱其民”、施行暴政。 　　裴松之对“忠”、“义”的评论，显示出其明确的伦理思想。首先是关于“忠”的评论。如魏明帝同时营造许都和洛阳两城的宫殿，少府杨阜上疏劝谏：“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元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裴松之针对此段疏文，发表评论：“臣松之以为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此则发愤为己，岂为国哉?斯言也，岂不伤谠烈之义，为一表之病乎!”在这里，裴松之认为的“忠至之道”，是要求臣下不顾己身，甚至不顾性命也要劝谏弥补君主之失。而杨阜所谓“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称不上是为国尽忠。可见，裴松之所理解的“忠”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大利，为天下万民。 　　对于建安十三年(208)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之事，裴松之赞赏说：“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