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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东尼亚生态主义内涵解析 　　自然环境描写是文学创作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创作者通过自然环境向读者交代作品主人公生活的地域背景知识。虽然自然环境描写有时也被用来抒发作家或主人公的情感，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被认为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附属，是用来烘托人物情感的。然而，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一种生态危机，即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大自然的同时与周遭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某种失衡的关系。我们逐渐意识到，要想使得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基于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即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的原则来评判文学作品，重点探讨了自然环境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20世纪初美国著名作家威拉?凯瑟的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美国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在她的笔下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在她的一系列草原小说中，《我的安东尼亚》被评论家一致认为是凯瑟最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凯瑟本人也一贯认为《我的安东尼亚》是“我最棒的作品，我认为我的作品为美国文学作出了贡献。”[1]在这部作品中，凯瑟表达了对使人类关系异化的工业文明的排斥，渴望从西部大草原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以草原为代表的大自然不仅仅是小说中的写作背景，它更代表了人类心灵的归属之地。本文通过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分析了《我的安东尼亚》中边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主人公吉姆和安东尼亚在草原上的成长经历以及安东尼亚身为女性与大自然独有的亲密关系，从而指出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生态主义内涵，为我们当下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借鉴的价值。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对自然的崇尚、对自然价值的肯定和万物平等的思想是现代生态学的基本观点。现代生态学认为，自然和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关爱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生态伦理学中一个重要观点是生态整体主义，这是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的，其价值标准是任何行为当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一望无垠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万物共融，天人合一， 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生态意识、善待生命的思想与行为，可从小说中的叙述者吉姆对草原及其周围环境的态度变化上体现出来。 　　小说以吉姆的回忆为线索向读者展示了草原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小说一开始，我们了解到孤儿吉姆从气候温和的弗吉尼亚来到尚待开发的内布拉斯加草原，他对草原环境的极为不适应跃然纸上：“这里除了土地，什么也没有，在天和地之间我仿佛被消除了，覆盖了”[2]。但是草原人对动植物的态度改变了吉姆对草原的排斥，在祖母的指引下，吉姆很快可以和獾洞里的獾、地底下的金花鼠、土拔鼠和地枭和谐相处， 从来不想去侵扰它们，支配它们， 因为“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会感到动物很亲切”[2]。生态伦理学认为，天地万物与人一样皆是尊贵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讲伦理，人与生态万物之间当然也应该讲伦理，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关爱。草原人与动植物的和谐相处正是契合了这一生态学观点。《我的安东尼亚》中凯瑟把太阳和铁犁并置的经典描绘，有力地消解了自然与人类、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和太阳成为一体的铁犁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开垦土地的工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代表着农耕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景物合一的大背景下，读者感受到一种万物融合，互相关联的动人情景。 　　 　　二、人物成长中的“生态自我”思想 　　 　　《我的安东尼亚》向读者描述了两个主人公吉姆和安东尼亚的成长经历，通常一个人的成熟被认为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自我阶段到社会自我，再从社会自我到超自然自我，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的作用被排除在外，西方传统的本体观念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将自我与环境隔离开来，自然环境只是沦为人类成长的一个工具而已。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倡导的“生态自我”对人和自然的工具化模式关系提出挑战。“生态自我”强调了人在走向自我成熟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即一种不脱离广阔自然群落的自我境界，一种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理想状态。奈斯强调一个人只有达到生态自我境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并走向成熟。纵观全文，吉姆的成长过程无不和他对草原的态度紧密关联。从最初对草原的排斥到逐渐的亲切感，在草原长大后又心怀抱负来到工业化的城市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在物质富有的同时又倍感失落地回到草原，最后领悟到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可以给予自己精神的满足，只有当吉姆意识到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和自己休戚与共时，即在达到一种生态自我境界时，他才变得真正成熟。 　　 　　三、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安东尼亚可以说是将吉姆和他所生活的大草原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