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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为中日友好事业多做有意义事情 　　横堀先生是一位资深传媒人，知名评论家。他从《朝日新闻》记者、国际部主任，《朝日新闻》北京分社社长，到退休后受聘的《人民中国》杂志专家和编委，在中日传媒路上，一路走来…… 　　外表看，他一如日本人的严肃冷峻，而透过言行、文章，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火热感情，他一如既往地践行自己的诺言，“为中日友好事业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干新闻的初衷，是为了能来中国工作 　　 　　 　　40多年前，日本东京。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前去参加日本有名的新闻媒体《朝日新闻》的招聘考试，且成绩优良，被聘为报社记者，由此走上了新闻道路。他就是刚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的横堀克己。 　　谈起为什么要去应聘《朝日新闻》，横堀先生说：“理由很简单，我想去中国。我学习了中国历史，很希望到中国去看看，也希望能找一份在中国的工作。而日中邦交前，中国还没有日本企业，所以那时要想到中国，最好的途径是找一份新闻工作。当时《朝日新闻》已派特派员到中国了。” 　　而那时横堀对中国的熟悉了解，多得益于一份来自北京的日文刊物《人民中国》，“从18岁上大学时，我就成了《人民中国》的忠实读者。它给了我许多中国历史文化的启蒙，也培育了我对于日中友好的感情。” 　　1964年，东京举行了一次要求日本政府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3000人签名运动，活动规模浩大，有大学生、工人、职员、市民等上万人参加，横堀是东京大学的组织负责人。 　　后来一天夜里，横堀在友人家第一次与《光明日报》北京特派员刘德有先生（后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秘密见面。门外的黑暗角落中，便衣警察就躲在黑色汽车中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视。因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从中国来的特派员被认为是来“传播革命”的，凡主张宣传日中要友好的学生都被说成“红派”，受到监视和诬蔑。 　　年轻的横堀并不惧怕什么，他认为日中友好是正义的事业。他热心组织学生阅读《人民中国》，并把它作为组织签名活动、宣传日中友好的有力工具。 　　 　　来中国的机会非同寻常，会见邓小平印象深刻 　　 　　入《朝日新闻》社当了记者的横堀，本以为报社很快就会派他去中国工作。而报社方面对年轻记者的要求是，先到日本各地方部门工作锻炼一段时间，增长社会实践经验。结果，横堀先做了4年地方新闻记者，然后到《朝日新闻》总社社会部，做了6年社会新闻报道，这期间，他整天与日本各色社会新闻打交道，基本没与中国发生什么联系。 　　但横堀并没有放弃自己要去中国的念头，他在耐心等待和寻找机会。其间正逢日中恢复了邦交关系，横堀利用《朝日新闻》社派记者学习外语的机会，报名去香港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为去中国默默做着各种准备和积累。1977年，横堀调任报社国际部主任，两年后，又调任《朝日新闻》泰国分社社长。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看似10多年间，中国总是与横堀错过，而就在不经意间，机会蓦然而至。1979年横堀在泰国时，忽然接到了总社电话，要他随《朝日新闻》新闻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受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1981年，当横堀刚从泰国返回日本不久，就被报社派往中国北京分社工作。这次工作调动，对于横堀来说非同寻常，“大学毕业15年，才实现了我到中国工作的愿望！” 　　谈起1979年首次来华见到邓小平，给他的印象是“深刻难忘”。“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代表团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亲身感受了他的伟人魄力和开放。会见前，并没要求我们送交采访问题，也没规定提问范围，而在会见现场，凡大家提出的问题，邓小平一一如实回答，没有讲稿，成竹在胸，很令人敬佩。”会见第二天，《朝日新闻》即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文章，迅速传递了中国坚定改革开放的信息与态势，赞颂了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气魄，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影响。 　　 　　亲历了开放中国的巨大变化 　　 　　1981年，初来北京当《朝日新闻》特派员的横堀，一切都要学习和适应。“那时，中国刚开放，条件远远赶不上现在。许多地方还不对外国人开放，采访也很辛苦。尽管我们从日本带来了汽车作交通工具，但那时北京的道路上灯很少，霓虹灯更是稀有，汽车夜间不允许开大灯，只能开小灯行驶。” 　　“有一次，到了下班时间，外交部突然来通知，请外国驻京记者去听一个消息发布，我开车去了，但一路上灯光昏暗，路人也多穿着黑灰色服装，更显得灰黑一片，我就这么摸黑开到了外交部，差点耽误了时间。直到1984年后，北京道路才允许汽车开大灯的。” 　　第二次横堀来北京担任《朝日新闻》北京分社社长，是在1990年亚运会举办之前。“那次感觉到北京大变样了，物质丰富多了，人们的衣着也漂亮了。特别是北京有了‘日本料理’，让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感觉生活饮食方便了许多。” 　　在北京的日子里，横堀采访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