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多元化微观机制研究.docVIP

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多元化微观机制研究 　　[摘要]完整的劳动力流动应包括一次决策和二次决策两个阶段，文章据此构建了“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观机制分析模型，并通过经验数据实证检验后发现：（1）在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中，预期净经济收益是决策流向的关键变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收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推动作用，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额的存在和扩大则会阻滞劳动力流动。（2）在折回式回流模型中，城市生活能力水平是决策城乡回流、折回式回流或是继续留城的关键变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城市生活能力，而较高的基本消费水平和居住消费水平则削弱了劳动力的城市生活能力。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二阶段；流向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10-0167-04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刘易斯拐点”尚未来到，区域间差异仍然突出，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流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持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2.61亿万人，较之2000年增长81.03%，占总人口的16.53%，其中流动人口达2.21亿万人，占全国总人户分离人口的84.7%。同期我国城镇人口总量达6.66亿万人，较2000年增加了约2，1亿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分析城镇人口总量增加的来源，不难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是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可见，未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主流格局仍未改变。然而，经过20多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流向多元化的新特征。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8390万人，比2010年增加772万人，增长了10.1%；省外农民工7473万人，比2010年减少244万人，下降了3.2%。另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作为主要劳动力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已呈现出明显态势。不仅如此，当前劳动力回流的向度已不仅指简单的从城市返回到农村，还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大中型城市向小城镇、由远距离地区向家乡附近地区等折回式回流的现象。我国劳动力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乡城迁移、同城企业间流动、城乡回流和折回式回流共存的态势。这是值得探究的新经济现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纵观已有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本可归结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主要集中于分析经济因素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意愿。包括威廉·配第的比较利益动因理论、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说及博加斯的自我选择模型等都将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存在视为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成立。同时，国内学者也对上述模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修正和拓展，主要是对上述模型忽略考量流动成本的补充，将劳动力流动成本因素纳入模型，同时测算比较收益和成本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其二，侧重分析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能力的影响。一种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歧视性政策挤压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削弱了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城乡间摇摆流动的深层次归因。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永久移民，但短期的引导作用还很有限，改革附带的条件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户籍的可能性极小。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关注劳动力个人资本及城乡发展政策等对流动能力的影响。有研究论证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是除歧视性制度外造成其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及发展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心理认同。此外，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方针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户籍经济价值的相对提高、城乡户籍经济价值的逆向变化等也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之一。 　　毋庸置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包括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阶段性的，且不同阶段的比较对象和判断依据都是不同的。现有的研究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细分讨论。而对不同决策阶段进行细分考量，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流动的整体态势和趋势发展。为此，本文从时间维度将劳动力流动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即一次决策阶段和二次决策阶段。其中，一次决策是劳动力决策是否进行乡城迁移以及目标城市的选择。通过因素归类，本文认为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