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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互动研究 　　[摘要]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解放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是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们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地区别于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十七年音乐;爱情歌曲;政治语境;创作特点;社会互动 　　收稿日期：2014-03-21 　　基金项目： 　　2012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amp;ZD012）;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从爱情歌曲歌词中的求爱模式演变看中国社会变迁”（11YJC840013）; 2011年安徽省人文社科项目“基于音乐社会学视野的社会变迁研究”（2011SK425）。 　　作者简介：郭宏斌（1980― ），男，安徽黄山学院经管学院讲师。 　　文 军（1969― ），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七年”是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到的一个概念，它同样也适用于音乐研究。其特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爆发之间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之所以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与研究兴趣，可能就在于其包含着“特殊的历史内容”。无论是艺术的内部的语言构造还是外部形态，都与解放前的旧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革命热情替代了艺术诗意，是人们对“十七年”音乐创作的一般性认识。因此大多数人对这一时期产生的音乐作品评价普遍不高，更有很多人质疑该时期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它们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缺少真实的个体情感表达。[1]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放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审视，便会发现“十七年”音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剧烈的社会变迁、刚性的意识形态与音乐创作是如何互动的。对于该问题的分析将使我们对“十七年”音乐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因此，笔者拟以十七年期间创作的音乐作品（尤其是爱情歌曲）为对象，运用音乐社会学与文本解释等多学科方法，深入探讨十七年音乐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探讨音乐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十七年”音乐创作概述 　　学术界通常根据“十七年”文艺创作的特点，习惯性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1956的前七年与1957～1966的后十年，前七年被认为是中国音乐创作相对辉煌与繁荣的一个时期。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等一系列政治大事件与解放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迸发出了音乐工作者巨大的创作热情。音乐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注解着社会变迁对民众生活的改变，当时创作产生了一批以歌唱新中国、新生活，颂扬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歌唱工农兵的音乐作品。如《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叫我们怎能不唱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桂花开放幸福来》等歌曲。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观指导下，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融入了许多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元素，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的社会变迁;相对而言，后十年的中国音乐发展比较复杂，经历了一个“先高潮后衰退”的过程。先是1956年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为音乐创作呈现短时期的多元化风格奠定了基础，截至1959年，产生了以电影插曲《草原之夜》《九九艳阳天》《婚誓》等为代表的优秀歌曲创作并形成了“1959年”现象。但随后而来的文艺整风运动，又终结了音乐创作的短暂辉煌，音乐人的创作受到了极大的政治束缚。在政治制度的严格看护下，音乐创作的自由伸展丧失了。一个“又红又专”的“文革歌曲”时代即将来临。 　　对于解放后十七年音乐的政治化倾向，在已有的音乐史评述中早有论述，且负面性评价居多。“十七年”音乐被认为是传递着太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在与政治的互动中，音乐的“工具化”似乎是一种必然。在宏大的政治叙事语境中个人的情感要不要表达，该如何表达，作为通俗音乐主要题材的爱情歌曲，其命运又将如何，目前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这一时期“爱情歌曲”的表现形态与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对政治与文艺（音乐）关系的理解，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民众的精神世界。 　　二、政治语境中爱情歌曲创作的特点与形态 　　爱情是音乐创作最直接的动力源与永恒的主题，人们往往通过爱情歌曲传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在“十七年”的音乐创作中，强政治语境下的“爱情歌曲”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呢？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不是不需要表达“男女之爱”，而是需要对传统的爱情观与音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