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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林风眠师 作者：张炳清 文章来源：文汇报 点击数：32 更新时间：2009-9-7 我曾经是林风眠的学生，我发现，市面上出的不少林风眠的传记，大多是抄袭而来的，连林风眠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去年“笔会”上曾刊出林风眠1989年在香港画的一幅《小鸟》，使人很容易记起他在1963年画的另一幅小鸟（标题为《立》）。这两幅画大同小异，不同的地方就在眼睛。原本1963年的小鸟是与“知识分子的春天”有关的。 1962年的二月，全国科技会议在广州召开，聂荣臻强调不扣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于是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称我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才能摘掉这顶帽子？”到三月份周恩来亲自声称：知识分子一样在为人民服务，所以也是劳动人民。陈毅也作了“脱帽加冕”的讲话：知识分子脱出资产阶级帽子，加上无产阶级帽子。大家听了无不欢呼。这阵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如季羡林也动了真情，写了一篇《春满燕园》，引起一片欢声，甚至被各校选入教材。 到了五月，冷静而深沉的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提醒大家说：“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创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去……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这打手就是姚文元和张春桥。 林风眠在1963年画了这一只小鸟。在“反右”时，他已有被斗的经验，躲过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个“中右分子”。所以这只小鸟画得比较含蓄：全身涂黑，突出一个大大的眼白，在眼白中好像非常草率地抹了一笔不方不圆的黑眼珠，于是小鸟就表现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神情。关于花鸟画，林先生曾说：“画鸟就在于画鸟像人，画花像少女，其实画鸟只像鸟，那又何必画呢？拍照好了。”所以鸟的不安，正是人的不安，是当时对春风变成乌云的不安。有趣的是在这只全黑的小鸟的背景上，却画上了两片艳丽的秋叶，充满了阳光与温暖，充满了期待。一时间这只小鸟，成了出版物上最热门的林风眠代表作。 可怕的是不安终于变成更大的灾难，“文革”一来，林先生被套上一顶不知从何而来的特务帽子，抓进监狱，一关四年多，逼供不讲，就那反铐也叫他终生难忘——双手铐在背后，吃饭时，只好像狗一样，用嘴去凑食盆。不容你想有半点人的尊严。 一辈子不拉私人关系的他，这时也很后悔：没有在周恩来去世前，请他帮忙，让自己出国探亲去。（他与周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有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到上海时常会问问他的近况，有时还和他个别交谈，但林先生从不提个人要求。在周恩来去世时，林先生特地画了一张周最喜爱的马蹄莲，写上“敬献给周公风眠”。挂了几天，最后火化送上了天。）后来幸好得到老乡叶剑英的关怀，才去了香港。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画画，从此他又可自由地出以真情地画画了。 母亲 林先生的母亲姓阙，是个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妈妈。 林先生在79岁写的“自述”中说她：“中等身材坚实耐劳的性格，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特别是她又长又黑的头发，他记得，自己五岁时“在她怀里发小孩脾气，抓弄她的长发，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梳洗头发……” 1900年，林先生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穷困山区，家境贫寒。由于缺乏营养，先天不足，发育不全，出生时又小又丑，险遭抛弃，是他年轻的妈妈死命夺回了他。 母亲来自山区，又是苗、瑶族的后代，生性天真朴实，却受到长辈的歧视与欺侮。后来她与外来的青年私奔了，又很快被捉了回来，按当地风俗，要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只有六岁的林先生奋不顾身，拼死来救母亲，被众人抱开。最后母亲被卖他乡，不知所终。后来林先生从巴黎回国，曾多次寻找母亲下落，都无结果。移居香港后，他请亲属在修缮祖坟时，由他的侄女在他父亲的墓碑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阙亚带。 一个六岁的瘦小体弱的孩子，却要承受被夺去母爱的苦难，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白痴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位国民党官员刘建群（后来曾任台湾立法院长）久慕林先生大名，曾到重庆乡下拜访，看到他竟借住在一间简陋的仓库中，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林先生事后对人讲：“我既不是白痴，也不是得道之人。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正是那间破旧隔室，那张白木桌子，那些厨刀、枯枝、油瓶、洗衣板，让我真正变成人的。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这时的林先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