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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下文化艺术品市场治理研究 　　文化艺术品流通领域的鱼龙混杂、赝品泛滥、贩卖盗掘文物等现象，其实质是对文化艺术品经营主体、交易对象和经营行为的管理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现状的体现。随着对一般文化艺术品经营主体准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对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企业审批权限的下放和特许程序的后置，使得治理文化艺术品市场的难度也陡然增大[《国家文物局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文物政发[2008]1号）调整了“文物商店设立审批”项目，下放由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实施；广东省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中率先于2014年3月起将省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文物商店出具批准文件的程序、国家文物局对经营文物拍卖的企业出具《文物拍卖许可证》的程序置于颁发营业执照之后]。然而，传统动员式的、一阵风似的试图彻底净化文化艺术品市场的种种做法频频失灵的事实，一再表明任何只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不仅对培育规范有序的文化艺术品市场无益，而且有过度遏制合法公开的正当交易行为之虞，也确实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繁荣文化市场和培育文化产业的精神不符。在面临繁重和棘手的监管任务，文化执法力量顿感薄弱之际，任何基于传统管理理念的增设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的考量和诉求，不仅与政府机构精简、职能整合的简政放权精神相悖而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极易陷入唯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可行事的思维怪圈，导致对理当积极而为且应当有所作为的事项茫然不知何为。事实上，就混乱的文化艺术品市场的监管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文化艺术品流通领域的实际状况，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和思路，主动就文化艺术品经营主体、交易对象和经营行为等的规制进行有益的探索，以扭转因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导致的工作迟滞造成的被动局面，切实营造充分发育、规范有序的文化艺术品市场氛围。 　　构建经营主体的准入退出机制 　　关涉文化艺术品交易的主体包括一般市场主体（如古玩、古旧图书市场及其它收藏品市场的个体经营者）、文物商店（或文物经营公司）和从事文化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有些地方一个市场也可在整体上作为一个主体取得文物经营资格，如北币市文物局、北京市工商局于2009年第十二届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上，向北京古玩城颁发了“文物商店”标识牌，这样，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成为北京首家具有文物经营资质的古玩市场）。其中，一般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合二为一，其获取程序也较为简便，即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授予营业执照便可营业。只不过在“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下，其入市门槛更加降低。 　　而文物商店（文物经营公司）和从事文物拍卖企业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实行分离制度，前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授予，后者则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特许。但“审批制度改革”前后有所不同的是，审批制度改革前，特许程序一直是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前置程序。而审批制度改革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改为后置，意味着包括文化艺术品经营、拍卖在内的许多行业的经营资格许可不再作为登记主体资格的前置条件。这一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就一般经营主体而言，因不涉及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审批，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放宽了对经营场地、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等方面的登记条件，无疑为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创业者顺利取得主体资格提供了便利，从而使更多的经营者进入了文化艺术品市场。而就仍需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特许的文物商店、文物经营公司和从事文化艺术品拍卖的企业等主体而言，这种改革旨在突破此前关于审批与监管脱节的规定，遵循从“重审批轻监管”到“轻审批重监管”，以及《行政许可法》“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切实肩负起审批后的监管责任，而不只是拥有审批的权限。实践中，即便仅就有形的古玩城、旧货市场等文化艺术品市场而言，原来居于多数的经营者为个体商户的格局逐步被打破，而是呈现出一般经营主体和特许始能从业的文物公司等主体并存，且后者数量与日俱增的态势。这也意味着负有审批权限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各种形态文化艺术品市场中监管职责的必然存在。 　　然而，面对本已急剧增长的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的庞大群体，经营者的准入环节，尤其是后置的特种经营许可环节的任何疏漏和工作迟滞，又将令文化艺术品的监管工作遭受质疑，批评的理由之一是这种程序性的瑕疵导致不能及时给予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权利，以及减缓了市场主体因业已简化了的前期主体资格取得程序后所期望的经营资格取得步骤。当然，文化艺术品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从业者设置准入门槛的必要性。然而，在“轻审批重监管”“谁许可审批，谁监督管理”的原则下，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理应摒弃坐等审批、重审批轻监管的旧有思维，而对审批制度改革所产生的新任务和责任的任何焦虑和忌惮均于事无补。 　　基于上述理由，在文化艺术品经营主体入市门槛降低和特许程序后置的前提下，从有效衔接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