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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摩令法律价值分析 　　【摘 要】2007年1月1日,广州“禁摩令”生效。政府实施“禁摩令”的主要原因在于摩托车“社会安全,交通拥挤,污染环境”等原因,这可以看出政府的的立法价值倾向于秩序这一法律价值,而对于交通自由权进行了限制。笔者在对“禁摩令“实施后广州存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禁摩令”未能实现法的秩序价值,从而得出法的自由和秩序价值存在对立统一关系的结论。 　　【关键词】禁摩令;秩序;自由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216-02 　　 　　1 “禁摩令”及其价值取向 　　 　　1.1 “禁摩令”出台的社会背景 　　广州禁摩令是指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关于限制摩托车在市区部分区域路段行驶的通告》(穗府[2004]11号)。根据该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广州市区全天24小时限行摩托车。政府实施禁摩令的原因主要在于摩托车“严重违章、飞车抢夺、交通杀手、噪音污染、空气污染、非法营运、影响形象”的七宗罪。该规定是在两名打工少女邓哲玉、朱凤梅遭受飞车抢夺致死后,禁摩呼声高涨的情形下出台的。从1991年广州开始限摩,经过了16个春秋,禁摩令应运而生。学术界对禁摩令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2 禁摩令的价值取向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价值的分类五花八门,归纳起来,学界一般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具体表现在秩序、自由、正义、效率、平等、利益、人权、法治等等。“法律的价值甚多,…但总的说来,法律的最高价值可归纳为2个方面,这便是自由与秩序[1]。”就广州的“禁摩令”而言,也侧重体现了自由和秩序这两个基本价值的博弈上。下面对这两种法律基本价值作简单介绍。 　　1.2.1 自由价值 　　自由(freedom , liberty) 在拉丁语中,自由意味着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近代以来,自由逐渐被分化为2个方面:一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他人的干预和限制,能够独立的作出选择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他可以做别人无法阻止或强制的事情。二是积极自由,意指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和活动取决于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或意志[2]。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明确指出自由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自由能使人的潜力外在化,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人们的目标之一。自由之于人具有重要的价值。自由体现了人性当中最为深刻的需要,是提升人的存在价值和维护人的尊严的第一前提。 　　1.2.2 秩序价值 　　法律秩序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 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 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3]。” “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 便是社会秩序[4]。”可见,秩序价值在法的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5]。”它是和无序的概念相对的,无序表现为一种断裂情形,具有非连续性无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 　　人类社会从远古的野蛮到今天的文明,是从无序逐渐向有序,从习惯秩序、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发展。法律秩序依据其强制力所确立和维护的确定性、一致性、连续性的社会状态。没有必要的法律秩序,社会处于混乱无序、不可预测的状态,人类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会被破坏。有了法律秩序,人们获得参与社会的行为准则,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预测和调控,以促进社会的效率或收益。法律秩序价值在于社会主体提供安全保障, 为社会关系提供依循的界限和规则, 使社会可以据以稳定、持续发展。 　　1.2.3“禁摩令”选择法的秩序价值 　　“自由是主体个性的发挥,是法律对社会主体需求之任意的记载和满足,而秩序是以法律规范为根据创造、确认和保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和谐有条理的状态[6]。”从自由和秩序所满足的社会主体的需求面不同,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似乎总是存在着这两者的对立面。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必须对一部立法的价值有所取舍,于是便会出现某种立法上的价值取向问题。 　　无论是自行车、摩托车还是汽车,都是交通工具的一种,社会中无论是上级阶层还是下级阶层,都有权利根据各种交通工具的特点选择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交通工具。而作为政府,必须保障每一种交通工具的道路通行权。从政府的颁布“禁摩令”的原因可以看出,禁摩旨在维护广州这个城市的城市交通安全、保障社会生活秩序。然而在部分群众看来,摩托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既实惠又方便快捷。广州是拥有众多城中村、城郊结合的大城市,摩托车对于多数人而言是不可或缺交通工具,不应当禁止。可见禁摩令限制了人民群众选择交通工具的自由,体现了政府的立法倾向法的秩序价值。 　　 　　2 禁摩令实效与社会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