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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世纪启示 朱维铮先生 　　记得第一次与朱维铮先生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底或一九八四年初，那时我刚开始在哈佛读书不久，朱先生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大概回国途中顺便到哈佛，我们就在神学院路二号的哈佛燕京学社见面。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那次谈话时间不长，朱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博学而又善于谈吐，态度十分亲切。一九九八年我到香港工作以来，和朱先生见面就有更多机会。在香港见过很多次，每次我到上海，也一定会和他相见交谈。有几次他和我一起去看望王元化先生，还有几次我住在复旦的假日皇冠酒店，他骑脚踏车到旅馆来看我。每次见面都很愉快，最后一次则是在二○一一年十一月，我到复旦大学做光华人文系列讲座，和李天纲约好去见他。那天他刚好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下午到他家时，见他精神很好，夫人王医生照料他坐在一把舒适的单人椅上，我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后来有两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我们就告辞离开了。那时候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朱维铮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朱先生辞世时七十六岁，按现在平均年龄说来并不算得很高寿，但他患了致命的肺癌，也许他太喜欢抽烟、喝烈酒，就使病魔有机可乘，过早夺去了他可贵的生命，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史学家，一位关切社会、见解独到、谈锋犀利、敢于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 　　朱维铮先生性格直率，对时下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社会上或学术界，对看不惯的事情，他总是快人快语，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这一方面当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想要批评的事情，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另一方面，这也恰好显出他热切的爱憎，尤其对大是大非，他总有自己鲜明的立场，独特的见解。这种耿直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因此他的文笔简洁而锋利，论说酣畅淋漓，绝不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例如他对许多人社侈谈“国学”，“国学大师”的美称满天飞，就颇嗤之以鼻，并且撰文批评新旧《辞海》溯源和解释都有误，“大师”二字最早见于《史记》而非《汉书》，而按司马迁原意，这两字“绝非指涉什么‘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人物，不过是些随抱残守缺的老伏生，对今文《尚书》能够分章析句，并可能跟着讲点伏生《尚书大传》的有关解说的经师而已”。他认为“文革”中侮辱知识分子，贬之为“臭老九”固然错误，但“时至新旧世纪之交，神州大地忽然冒出数不清的‘大师’，而且已不满足于在专门领域内称作‘大师’，非抬举为‘国学大师’不可”，也实在荒唐（朱维铮《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页148-149）。朱先生对很多著名人物，都直言不讳地批评，如说“自诩通人而命名己著论文集为《文史通义》的章学诚，其史识的夸张与史学史才的逼仄，适成反比”；后来“或自诩或公认的‘通人’，如康有为、章炳麟者流，其所谓通识有哪一点不曾受到专门领域的学者的质疑或批判？至于此后仅仅在史学领域扬威立万的人物，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可称大师，却都属于从未得到史界公认的某种观念支配的‘小师’”。朱先生称钱穆为“史学大师”，拒绝人云亦云地称其为“国学大师”，并坦言“已属对他的过誉”。然而朱先生绝非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他虽然对钱穆尊敬而不佩服，但他说：“自承钱穆的及门弟子，而后学问造诣胜于钱穆，如严耕望、余英时、逯耀东等，在我都是钦佩的。”他和钱穆是同乡，在别人纪念钱穆的会上作主题发言，却说这样不合时宜的话，当然会得罪人，也好像印证了他“爱骂人”的恶名。朱先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仍然说他心里的话而绝不避讳。他说：“我不能苟同家乡官员称其为百年来中国头号史家，也不能苟同若干昏官黠儒封其为‘国学大师’。不消说，拙说在故乡也遭排斥，可谓自取其咎。”（同上，页150-151）这不仅表明他不肯世故圆滑地说假话、空话，而且以不怕说话得罪人而调侃自嘲，自得其乐。这就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朱维铮先生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格。 　　其实一个真情直率的人，除了锋芒毕露的一面，也往往有充满生活情趣的另一面，朱维铮先生也不例外。他喜欢谈酒和美食，说考验一个人会不会厨艺，最难的不是做一桌酒席，而是清炒一盘小白菜，因为那不用什么作料，全凭如何把握火候和掌握最基本的油盐。他煮的盐茶蛋在朋友中颇有名；他还教我怎样吃鲥鱼，说鲥鱼的鳞脂肪丰富，所以应该咀嚼鱼的鳞片。他大概常与复旦的几位朋友一起喝酒，而他总说他的酒量大过章培恒先生。他几次到香港来讲学，都十分愉快，唯一抱怨就是不能在校园里抽烟，说香港的大学校园也太歧视吸烟的人，每次要抽一支烟，都得走老远到校园外面，弄得他很感痛苦。他对王元化先生非常尊重，王先生住院时，我们一起去医院探望，我见他对王先生的关切，就特别显出他对朋友和自己尊重的人那种深切的情谊。他也很关照他的学生，虽然不常夸赞他们，却也曾经对我提起他的几位学生，说他们的研究做得相当不错。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