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响启示与追寻.docVIP

绝响启示与追寻 　　一、启 示 　　黄翔鹏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17个年头了。黄先生之于我，是“师爷”级的老前辈。1991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时，黄先生已从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且已离休，加上身体极度虚弱，很少到所里来，我能见到的机会不多。但是1997年初夏在京东殡仪馆向黄先生遗体告别时，他那幅蓄着胡须、鼻孔里插入呼吸机皮管的遗像给我心灵以巨大震撼！他瘦削脸庞上明亮的双眼，炯炯有神，既深蕴着他博古通今、洞悉音乐与人生的大智慧，又饱含着对他毕生事业的牵挂和对后来者的殷殷期望。这一印象至今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心目中以“生命的光辉”照亮音乐学研究未知领域的一个高尚学者的楷模。 　　黄翔鹏先生以他曲折清贫的人生和晚年一天24小时离不开氧气袋生活的病体在中国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音乐文献学、传统音乐形态学等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许多学术成果独具开创性，引领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前行的方向。遗憾的是，由于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是“录音工程”，在音乐学研究外围徘徊多年，未能充分利用在黄先生手下工作时能直接听取他耳提面命教诲的a宝贵时机。直到2003年8月，我有幸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试验项目时，才从黄先生临终前出版的一部文集――《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①里，读到他1993年7月27日写成的《中国音乐录音磁带目录》小序②一文，对我中年以后为人、为学皆带来极大的启示。 　　在这篇名副其实的千字文里，黄先生将自己与普通的音响资料工作者引为同道，半是勉励、半是告诫地说：“我们手里捏着的更是一把‘中国音乐文化之火’，而不仅仅是上承杨、李两位老所长的遗志。应当说，我们与来者如能不堕此业，手里掌握着不能再得的音响材料而能保存完善，就惕惕然地暗自庆幸未成民族文化的罪人，而能称作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了。”③ 　　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语道出了音乐文化工作者的崇高使命。而黄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音乐家，在他心中时刻惦记着音研所几代人筚路蓝缕积累起来的传统音乐音响历史档案。在作这篇序文之前他就曾不断地就我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的保护问题敲响过警钟：“‘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如果我们不以进取的态度来继续重视研究工作的基本建设，我担心怕要落个‘坐吃山空’的结果。在我们无力更新设备的条件下，数万小时的唱片和盒带是会变得塑料变形、串磁消磁的。”④这表明他对我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时时警惕如不以“进取的态度”，就会成为“坐吃山空”的败家子，成为“民族文化的罪人”。 　　这篇“小序”的含金量，还在于黄先生对我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中一种采录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录音载体――钢丝录音遗存音乐音响的历史文化价值的科学界定。他从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学研究的双重高度，郑重地向“后来者”宣示：“后来者如果知道，音响的采录开始时仅有几盘钢丝，以供听写之后辗转清洗、重录之用，就可以理解创业维艰、惨淡经营的资料积累工作来之不易了。万幸的是这种艰辛工作的积累，是在我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之中，随即开始了的。……其中，阿炳亲自演奏的琵琶、二胡曲，张老五的小三弦曲，安来绪演奏并带领下的西安鼓乐，吐尔地阿洪演奏并带领下的十二木卡姆，以及老一辈古琴、琵琶大师们所奏名曲等，都已成为几乎绝响而不可再得的‘国宝’级音响录音资料。”⑤他之所以把这批钢丝录音音响资料称为“国宝”，是因为这批采录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我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的钢丝录音曲目（或曲种），大都面临消逝的危机。如1950年夏天杨荫浏、曹安和先生在无锡为阿炳首次录音留下《二泉映月》等六首乐曲之后，还未及如约进行再次录音，阿炳便于当年12月4日病逝；1951年7月万桐书、刘炽、刘烽等先生在乌鲁木齐为吐尔地阿洪用钢丝机采录《十二木卡姆》，留下了全套十二木卡姆的完整音响资料，但当1954年使用新进口的磁带机进行再次采录时，吐尔地阿洪已73岁，身体、精神大不如前，并于两年后（1956年）去世。这些实例表明，这一时期利用钢丝机的采录活动，多带有“抢救”性质，所留下来的音响档案，“都已成为几乎绝响而不可再得”，故称“国宝”。 　　接受黄先生遗训的精神洗礼之后，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思考，我决定把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的重心放在音频遗产保护工程上，并将黄先生称之为“绝响”的我国钢丝录音遗存音乐音响档案的音频还原研究确定为近期重点突破的研究课题。 　　二、追 寻 　　作为这项课题研究的基础，首先需要追寻流散在全国各地，已遗存半个多世纪的我国钢丝录音音乐音响档案的现存状貌――数量、曲目、技术规格、迁移及保存状况；其次，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同样需要追寻因录音技术更新换代而被陆续淘汰不用（闲置或废置）的钢丝录音设备。这是因为“钢丝录音的播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