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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文化意识分析 　　《琵琶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支奇葩，其高超的语言艺术使读者无不为之折服，也吸引着众多评论者对其语言艺术的关注，“读者但羡其风致”，反倒是诗歌的思想意义的分析显得不够深入，甚至，有的分析失之偏颇，似是而非。 　　《琵琶行》把琵琶女与诗人的命运结合起来写，“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为这首诗歌的解读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二人由于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心路历程和心灵感受，一个是“梦啼妆泪红阑干”，一个是“江州司马青衫湿”。那么，他们泪为谁洒？情归何处？他们的悲又从何而来呢？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白居易与琵琶女有着相同的不幸遭遇，琵琶女是被摧残、被侮辱、被迫害的社会下层妇女。“不幸遭遇”在历史语境中究竟指什么呢？历史地看，作为歌妓，琵琶女是否被摧残、被侮辱、被迫害呢？ 　　唐代歌妓分官妓（包括教坊妓和各地官府蓄养的歌妓）、家妓和私妓。教坊的歌妓以其色、艺及服务对象，分成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等是宫中宜春院的歌妓，经常为皇帝表演，她们生活有保障，有的还有宅地。其次是云韶院的歌妓，宜春院少人时，云韶院添补。另据《教坊记》记载：“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者，谓之‘?o弹家’。”有人专门地有组织地培训歌妓，湖州德清县有一村子，数百人家尽习乐。 　　琵琶女“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她即便不属宜春院的歌妓，也是教坊中优秀的“?o弹家”。她受人追捧，春风得意。虽然，她认识到“秋月春风等闲度”，流露出对稳定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但是，毕竟没有受人欺凌、侮辱。从诗歌的描写看，“夜深忽梦少年事”，她对少年生活仍然深深地留恋，琵琶女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并没有所谓“不幸”的意识。 　　唐代，官僚、文人狎妓之风盛行，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白居易也是眠花卧柳、游冶放荡，他怎么会把歌妓看作是被摧残被侮辱被迫害的妇女呢？从诗歌看，琵琶女嫁为商人妇，摆脱了“被侮辱被迫害”的妇女地位，对目前的生活应该感到十分的满意，白居易也应该为她获得了新生活而欣喜呢。诚如是，琵琶女前后生活缺乏落差度，如何见出“沦落”呢？如没有琵琶女的沦落感，也就没有白居易的共鸣。 　　琵琶女嫁给商人之后，她所期望的是丈夫能够珍视她的才与貌，重视她在他的生活中的价值存在，夫妻能够长相厮守，但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去来江口守空船”，过着孤独、凄清、冷落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毕竟是短暂的，也给她准备了温暖的期待，而且，作为一个“怨妇”，她与其他人区别很大，如果实在难耐寂寞，她有条件可以改变目前的孤独。 　　唐初，商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和歧视，甚至，禁止商人入仕写入了法律条文。但是，他们力图以其财力谋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改善。中宗时，不少商人得以凭借经济实力跻身仕途。商人还与达官贵人交往以谋求仕进。我们说唐代商人的地位低，也只是从政治上相对而言的。 　　商人在经济上占有明显优势。唐代虽然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商业仍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民弃农经商之风兴盛，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那么，琵琶女“梦啼妆泪红阑干”的原因是什么呢？少年时红极一时，现在是独守空船，两种生活形成的巨大反差，即诗人所说的“沦落”，这种巨大反差必然映射到她的内心世界，造成心理的不平衡，因此而产生的失落感就成为她内心的伤痛。 　　诗人在诗歌中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失落之痛。白居易的“已叹息”“重唧唧”“江州司马青衫湿”，诗句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失落、怅惘、悲苦的怨愤之情，这正是对琵琶女的弹奏、诉说产生的共鸣。艺术的共鸣是具有确定性的美感活动，艺术的形象以及内蕴的情感意识为共鸣提供了一种确定性，琵琶女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是诗人产生共鸣的基础，而从长安到江州产生的精神失落就是“共鸣地带”。琵琶女的处境比较容易得到改变，而白居易改变目前的处境却难于登天，所以，他的内心远比琵琶女悲苦。 　　诗人的这种心理感受缘于其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对当下生存状态的认识、评价和情感倾向。他贬官江州，不是像苏轼那样贬到了海南，但是，他的感觉却是到了天涯。这不是地域距离，而是诗人的心理距离。“天涯”“地僻”的参照系是长安，那里主要是政治中心，也是诗人的精神中心。他觉得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甚至说没有音乐可以欣赏，称琵琶女的弹奏为“仙乐”，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音乐能否达到这种境界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来自“京都”，“京都”是他判断音乐优劣的唯一标准。江州是当时比较繁华的商业城市，城南二十五里便是庐山。他在江州的生活优裕富足：“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与元九书》）白居易曾这样写他的官宅，“宅北倚高岗，迢迢数千尺。上有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