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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侈靡论历史分析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侈靡论是我国战国时期国家运用消费手段干预经济的重要方法,它不仅是一种消费观,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对当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管子;侈靡;轻重;消费观;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K255.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9―0175―02 　　 　　 “《管子》之学最特殊的东西,莫过于竟出现《侈靡》篇这样强调‘奢侈’消费论的文献。” [1] 《管子》为何提出“侈靡”论,如何评价“侈靡”,以及挖掘它的当代价值。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侈靡”的善与恶 　　历史重建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主张回到前人生活的环境来阐释前人希望表达的思想。用历史重建的方法来分析“侈靡”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管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立其说,“士大夫”政治是当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以儒、道、墨、法等分立门派,或主张“以德”,或主张“任法”,诸子百家以各自的“文化理想作为治国最高理念”,一时间产生了众多的治国理念和方法,《管子》的“侈靡”论就是其中的一种。按照治国理念两分为“历史的法则”与“思想的法则”来说,“侈靡”论当属历史的法则。“历史的法则是力量的、现实的、横向的法则;思想的法则是道德的、理想的、纵向的法则”[1]。 　　管子主张“侈靡”与墨子主张“用财节、自养俭”(《墨子?辞过》)的“知足”似乎很是背离,也与孔子主张“禁侈尚俭”违背。其实不然,墨家、儒家和法家从各自所主张的“文化理想”出发,向各国国君推销自己的学说,不过,墨家和儒家遵循的是“思想的法则”,而法家遵循的则是“历史的法则”,思想的法则更多强调的是应该怎样,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历史法则更多立足于实际怎样,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因此,正如孔子用“如其仁”对管仲评价的那样,各派主张本无善恶之分,关键是看何种学说更有利于该国该时的治理。侈靡论以经济的方式管理国家,以鼓励消费来实现均贫富、促就业,以贸易的方法来调节邦国关系,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国家治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上策。 　　侈靡论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观察上”[1]的,“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这也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人性基础。由此,人性本无善恶,“在孟子之前,在没有性善性恶的争辩之前,郭店简时代儒家以好恶言性,管子的人性论,与儒家早期的人性论是一样的,或者说,被荀子所视为‘性恶’的那个东西,恰恰是早期儒家和《管子》共有的东西。”[1] 但人性一旦有了价值判断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或人性善,或人性恶,扬善抑恶便成了讨论的话题。由此看来,当我们带着“人性善恶”的价值评判去看待数千年前不存在价值判断的“侈靡”论时,内心生出无比的惊讶也就不足为奇了。 　　用历史重建的方法来分析“侈靡”论还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分析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国与国之间的状况。首先贫富两极分化是当时的社会状况。侈靡篇说,今“死民不服,非人性也,弊也。地重人载,毁弊而养不足,事未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因此,只有发展奢侈性的工商业,人民生活才能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由此可见,“侈靡”并不是特指奢侈品消费,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措施,其目的是消除收入不公达到“可刑”。“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之说,更透露出“侈靡”论的政策目的以及对于社会公平的理解,他们主张的是一种“有限的富民论”[1]。其次是邦国之间的关系。《管子》时代是诸侯国之间战事纷争不断的年代,保护或者扩大国家的疆域靠什么?除了战争以外还有经济的手段,就这一点而言,管子的“轻重”术确实是技高一筹。用侈靡的方法去“毫民”,以稳定国内民众,继而有充足的兵源。对外则使用“轻重”之术,开展“商战”,设想以绨的“轻重”手段击败鲁、梁等国。 　　由此可见,评价《管子》的“侈靡”论不能仅仅以“善恶”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而要结合治国理念和方法,结合经济调节手段,结合《管子》时代的社会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管子》侈靡论的主要历史价值。 　　二、是消费论,更是治国论 　　侈靡论不仅是消费论,更是一种运用经济手段的治国理论。如果说儒家的治国论是道德治国论的话,那么管子的治国论就是经济治国论。 　　1.以消费来调节经济和就业。侈靡论肯定了消费的积极作用,认为侈靡消费对解决下层民众就业、宏观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倡导“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管子?侈靡》)”。意思是说积财者应该用余粮进行侈靡消费,装饰马车尽情奔驰,多酿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