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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美国信条”下的“遗漏偏差”研究 　　【摘要】2003年黄亚生教授预言“印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其关键在于印度有洛克式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这样的“印度好体制”。因为有了“美国信条”，其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也必然是他所批判的“遗漏偏差”，结论必然是靠不住的。作为一个以计量经济研究见长的经济学者，比较研究中印的一两个产业政策或许是可信的，但是把一两个产业指标硬塞进既有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自己预先期待的结论，而且是两国经济前景和事关国家兴衰的大结论，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因此，从修辞学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黄亚生教授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都值得商榷。 　　【关键词】美国信条 中印经济前景 遗漏偏差 “印度好体制”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A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秉承宗教般的信条去看待社会发展问题，“TA”一定会陷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中的“信条”基本上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神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比如由来自英美经验的社会中心主义、由来自法国―德国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还有后来者如俄国―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因此，秉承一种信条而审视所有国家，必然会因经验与信条的冲突而纠结不堪。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应该就处于这种状态。他的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研究坚持信仰优先原则，坚信“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即经济上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是所有国家兴衰和成败的必然之道。有了这样的信念，其研究经济学的计量方法与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遗漏偏差”，只去看对自己信念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这样，其关于中印经济前景的比较自然也不会靠谱。 　　黄亚生：“印度将能赶上并超越中国” 　　“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①已经不是黄亚生教授第一次预测中印两国经济前景了，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印度经济实验室和中国经济实验室主任，黄亚生教授10年前就和另一位美国同行在影响重大的《外交政策》上发表过“印度能超过中国吗？”一文，②仅仅从文章的题目看，黄亚生教授已经没有10年前那么自信满满了。10年前，黄亚生教授预期的是印度何时能够超过中国，认为印度超过中国“不再是一个傻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这一结果。理据何在？他的理由是：“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主力军是受到法治保护的国内企业，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依赖的是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印度的金融市场比中国更自由更开放，印度国内企业融资比中国民营企业更方便，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私营企业，而中国一家也没有。这样，资源配置更合理的“印度将能追赶上中国，甚至超过中国”。 　　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盛名下的教授和MIT中国和印度经济实验室的主任，如果比较研究两国的一、二个产业政策――如金融业或某项经济指标的优劣，研究是严肃的，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作为具有政治学背景的经济学教授，偏偏不甘寂寞，非要根据一、两个经济指标而比较两国未来的大命运，这就不是严肃学者之所为了。10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不说其他方面，且说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印度优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这一项指标，难道深圳华为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而让美国政府处处设防的通讯企业？难道中国的腾讯公司真的比印度的国际知名企业差？难道拥有国有企业的混合制经济不正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 　　2013年，在印度正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而出现经济危机之际，黄亚生教授还坚持说“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印度而言，且不说其金融改革和私有化企业到底如何（事实上国际经济学界对此争论很大），即使真的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12亿人口大国仅在这两方面做的好就能代表印度能赶上中国了？何况其金融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个封闭国度的私有化程度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之际的中国企业不都是私有化的吗，结果呢？众所周知，除了金融业，中国的开放度远远超过印度。况且，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味的开放――如印度金融业――就一定好吗？眼前印度的危机到底来自何处？人们稔熟于心的“华盛顿共识”早已经是过去时了，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集体失语，实在不能理解黄亚生教授为什么、凭什么依据已经失灵的经济学信条来比对中印两国？ 　　中印两国未来命运的可靠比较，不但需要全面的经济因素分析（而非一两个经济要素分析），还需要政治分析、历史比较以及人类学的国民性分析。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黄亚生教授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于是把印度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归咎为地理因素―即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