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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头治理中的忧与思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源头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核心部位，被称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生态系统及独特的生物区系，成为我国江河最多、湿地资源丰富、珍贵野生动植物最为集中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为了保护“中华水塔”，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正式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投入75亿元，支持青海省实施生态移民、退牧还草、治理草原鼠害和黑土滩及人工增雨等“综合性”工程。 　　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经过多年的治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出省境的平均径流量在近几年稳中有增。当地林草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量明显提升，三江源头神奇的“千湖奇观”令人叹为观止。然而笔者近年来多次去三江源头调研采访时也发现，现实远非统计数据那么让人欣喜，制约三江源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挥之不去。 　　没有牛羊的草原是寂寞的 　　如今，行走在黄河源头所在的三江源地区，路边的草场都由铁丝网阻隔，很少能见到牛羊的踪迹。禁牧后的牧民被迁移到了城镇定居，三江源区广袤的草原逐渐向无人区方向发展。 　　但是没有牛羊、没有牧人的草原是寂寞的。草原围栏导致牲畜品质下降。围栏工程造成牧区牛羊马等家畜活动面积大幅度减小，牲畜食草种类大幅度下降，围栏后一只牲畜的食草种类只有几十种，而围栏前一只牲畜的食草种类可以达到上百种！这样强烈的反差不利于牲畜的健康生长及其后代的繁衍，导致牲畜体质下降、品种退化。 　　草原围栏导致草场退化。由于大量牲畜聚集在一个范围内，高强度的啃食对植被破坏严重，在一些围栏内，牲畜粪便满地，几乎寸草不生。另一方面，由于牲畜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无法大范围迁徙，也不利于牲畜传播草种，最终导致草原退化！ 　　黄河源头玛多县可利用草场有3300万亩，20世纪80年代时，玛多县是全国有名的首富县，几乎家家都是万元户，牧民们家家牛马成群。据统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全县所饲养的牲畜量是60万到70万个羊单位（按牲畜食草量计算，1匹马约折合22个羊单位，1头牛折合4个羊单位）。禁牧后，全县饲养的牲畜量只有12万个羊单位。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草场远远赶不上当年的草场。县政府的一位副县长说，草原的变化，有过度放牧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自然的气候变化。现在只禁不牧，长期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草原藏文化里，没有牛羊的草原是寂寞的，而牲畜对草原的适度践踏，反而更有利于草原的健康。 　　近年来，玛多县科技单位专门圈出来一大片试验地，就是为了试验如果完全禁牧，这块地的草场是会变得更好，还是相反。试验发现，完全不放牧的草原，草长高之后，草叶便迅速发黄，呈萎靡不振之象，与周边牲畜使用的青青草场迥然不同。结果表明，长得高的草场不一定是最好的，而耐践踏、草长得比较厚的草场才是好草场。 　　牧民们认为，一切生灵都是有价值的。而我一直认为，牧民才是真正的草原专家。无论放牧、禁牧，以适度为最好。 　　野生动物的无奈 　　人们从游牧走向定居，牧业生产方式也从游牧过渡到集约化生产。随着草原经营使用权的明确，草原上竖立起了一道道铁丝围栏。设置这些草地围栏的初衷是限制放牧家畜，明晰草地所有权，增加草地产草量。但草地铁丝围栏也刚性地切割了高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阻断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影响了野生动物的采食与迁徙。从而导致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破碎化、生存环境面积减小，造成了种群间的遗传隔离。可以说，围栏等人类活动造成了比高山大湖更强的隔离效应。围栏使得偷猎者更易猎杀野生动物；铁丝围栏甚至会挂死、刮伤野生动物，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殖。 　　由于铁丝围栏瓜分草原，草原形成几百到几千亩大小不等的禁区，形似集中营。致使野生动物失去迁徙、交往、逃生的通道和机会，大中型野生动物活动完全受阻，小型野生动物活动不畅。比如在建有围栏的区域内，普氏原羚常常无法跳越围栏，只能沿围栏徘徊或从围栏底部穿越；围栏还降低了普氏原羚逃离天敌的能力。 　　记得《人民日报》去年曾发文说，高鼻羚羊夏季生活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草场，冬季要迁移到我国新疆生活，由于被铁丝网等军事设施阻隔，无法到我国越冬，导致大量死亡；中蒙边界的野驴，曾因蒙古国发生大旱，想跑到中国饮水，但被铁丝网阻隔，2万多只野驴只好叠罗汉般越过，造成踩踏伤亡。 　　而在三江源地区，这种现象也很突出。据果洛州水利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使用铁丝围栏，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对角羚（普氏原羚）不断被铁丝网剿杀，使本来就濒于灭绝的中华对角羚更是雪上加霜。而在三江源地区的广大草原上，铁丝网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牧民们经常能看见大中型野生哺乳动物因穿越铁丝网而被夹死碰死的现象，铁丝网不仅禁闭、剿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