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模式发展变迁与理论研究.doc

中国共产党反腐模式的发展变迁与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模式经历了“运动反腐”、“向法制回归”、“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向人们展示，无论采用何种反腐模式，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决对“实体权力”的制约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实现“监督权力”对“实体权力”的有效制衡，另一方面要实现“实体权力”与“监督权力”运行的程序公正。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反腐模式60年 　　作者王侃，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杭州311121) 　　 　　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能否有效地惩治腐败，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未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模式，通过扬弃旧理论和参与社会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确指导思想、初步完善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的廉政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先进性与执政的合法性获得了有机统一。 　　 　　一、前三十年“运动反腐”模式的非常态性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按照社会的秩序状况简单地把社会型态划分为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所谓的“常态社会”就是社会变迁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社会，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而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非常态社会”(民主革命战争)状态下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方式，从政党外部对局部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辅助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并且依靠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非常态社会”向“常态社会”回归，常态社会的治理要求维护型公共政策及常规性的、程序化的公共管理。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尚不善于通过组织构建、制度创新来提高管理效率，“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动员手段，以运动方式来弥补组织管理能力的欠发展”。这样，非制度性、非法律化的群众运动依托执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取的执政合法性保留了下来，并通过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组织网络渗透，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社会资源以实现包括反腐在内的各种治理目的。 　　运动反腐模式，在当时确实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如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内部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使我们党和国家更加生气勃勃了”。但是，当群众运动看似高效地达到反腐目的的同时，也冲击了社会群体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准则(制度、伦理)。按照社会学家N?斯梅尔塞的观点，群众运动(集群行为)具有三大特征：“1、集群行为是有某种共同的信念引导的。2、集群行为不是确定的行为，它的制度化程度很低。3、参与集群行为的人认为凭借集群的力量能够重建正常的社会行为。”。事实上，群众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一旦没有制度的约束，并受到“左”的思想的引导，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遭遇到一方面要发动群众运动，一方面又不得不下令“三支两军”并派驻工宣队、军宣队以防止过渡动荡的政治悖论。 　　因此，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宣布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作出了“坚决不搞群众运动的决定”。中国开始在改革转型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一个摒弃运动反腐模式的常态社会。 　　 　　二、改革开放初期反腐模式向法制的回归 　　 　　“组织内动员”这个概念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社会化动员――即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动员全社会力量，同时也摒弃了以前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发动支点的惯用模式，而是着眼于党的组织系统内部资源的挖掘，通过组织与领导的权威，动员组织系统内的既有资源来达成执政党特定时期的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文革”的教训，认识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1979年到1982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陆续制定了《刑法》等有关反腐败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