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网红 低调搞科研.docVIP

不做网红 低调搞科研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1979年朦胧派诗人顾城创作的《一代人》。光明的喻义有多种，1977年恢复高考便是其一。 　　两次高考，如愿以偿 　　1975年春，孙久文在高中??业后到毗邻北京顺义县城的平各庄公社胡各庄大队（现已变为仁和社区）插队。两年后，孙久文回城，在西城区副食品管理处的一家副食商店做了一名售货员。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同年9月，恢复高考的消息给整天在针头线脑、酱油醋中打转儿的孙久文带来了希望。 　　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孙久文报考了清华大学。在他的记忆中，公布成绩时他的总分为324分（当年满分是400分），四科的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当他踌躇满志地等待录取的时候，却没在榜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没录取我？”他忐忑、失望地询问高考办的人。他们翻阅试卷和档案后告诉他：“清华大学退回档案的理由是政审不合格。” 　　他心里十分纳罕，父亲勤勤恳恳地在铁道部工作多年，怎么会有政审问题。 　　从秋到春，时间如手缝中流走的沙。父亲看到他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十分心疼，劝慰道：“别再找了，不如再考一次。高考也不是只有一次。” 　　听了父亲的话，孙久文摆脱委屈、不满的情绪，“既然理科不要我，我就改考文科。”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 　　复习和考试都非常顺利，这得益于他上中学时，赶上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抓教育和科学。学校对教学抓得紧，让他打好了文理科的基础。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录取分数线约370分，他考了389分，顺利地被人大录取。 　　改志愿，换专业 　　换专业这事儿，一直让孙久文印象深刻。起初，他报的是党史专业，在录取之前，他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信中的大意是人大复校不久，在原有稀少的专业中，新增了若干专业。他从信纸中列举的专业中看到了“生产布局”四个字。尽管他并不清楚它背后的含义，当时觉得这个专业名很好听。于是，他改了志愿。 　　当时在人大学习，班上的同学年纪普遍偏大。年纪最大的同学比孙久文大十岁。在一个专业里，每个省招收1-2人，这样设置的目的是希望毕业后，他们回到各自的省份，做计划经济工作。 　　同学们的出身都不同，有插队知青、农村青年等。第一天报到后，在北京长大的孙久文给同学们帮忙。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同学。他挑着扁担来报到，前面挑着铺盖卷儿，后面挑着书本。 　　他进屋后，出人意料把扁担一放，身体站得笔直，声音激昂地说：“有什么任务，请马上给我分配。”后来孙久文了解到，这位同学之前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同学们都很淳朴，学习都非常用功。停滞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当时社会上积攒了一大批人。大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孙久文感慨道。 　　进入专业学习后，他才知道生产布局专业的真正含义。当时我国是计划经济，生产布局的任务是如何为国民经济进行生产配置。比如，当年辽宁鞍山建设钢铁厂，主要是因为鞍山、本溪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抚顺有煤炭资源，营口的海港便于钢材运输。“生产布局所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国内学者留学海外。他们把西方较为流行的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理论引入国内，逐渐创立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国内的生产布局专业、经济地理专业也逐渐改为区域经济学。 　　在创立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再兴教授、周起业教授、张敦富教授，北京大学的扬吾杨教授、胡兆量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陈栋生教授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拥有的良好科研环境和科研基础，与当年前辈们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奋斗密不可分。” 　　寻觅旧城保护的真谛 　　专业的延展性总能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上个世纪80年代，孙久文参与了北京农村发展和山区发展的研究，包括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等。1998年，他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专家顾问。 　　2000年，宣武区政府成立了专家顾问组，专家们为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问题提供建议。“尽管只有十余位专家，但他们都是重量级的前辈，如郑效燮、罗哲文、黄国雄等，还有我的大学同学黄序等。”有时也请王世襄、王世仁等大家一起开会，议论旧城保护的问题。当时，专家们更多地介入北京旧城改造的研究。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孙久文，也有机会提出自己对旧城发展的建议。他还参与了宣南文化、会馆改造、天桥演艺区的规划等。 　　“学经济学的人，看待事物比较客观。但我们看问题总是冷冰冰的，尤其缺少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在与文物大家接触的过程中，孙久文感受到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城市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旧城保护之中。这也提升了他对古城保护的认识。 　　他在参与会馆改造时，感触颇深。会馆是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我国明清时期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一种封建性团体。会馆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