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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现代司法中的刑讯逼供研究 　　摘要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顽症屡禁不止。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还应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法律明令禁止,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据调查,一些案件在侦办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刑讯逼供现象。本文首先由窦娥一案引出古代刑讯逼供的危害及罪恶;然后再追溯古代刑讯逼供的历史;接着在承认刑讯逼供的危害的同时,会从另一方面对古代刑讯逼供存在的必要性展开见解;最后以此为据,探究现代刑讯逼供所体现的问题及可能前景。 　　关键词刑讯逼供 司法制度 侦查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中国传统的刑讯逼供中,窦娥案可能堪称是古代最大冤案之一。其死后,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的景象都令我们难以忘怀。虽然《窦娥冤》是由元朝关汉卿虚拟所作,但它却深刻地反映古代刑讯逼供的罪恶性。全篇主要描述了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 　　毋庸置疑,刑讯是对人身体的一种折磨,固然存在它的危害性。如它一定程度上妨碍实体公正,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实行刑讯逼供侵犯人权尊严,有违程序公正;刑讯逼供损害司法权威,容易激起民愤等等。但在那个时代背景没有刑讯却又万万不能。接下来本文会从刑讯的历史起源和背景看其在古代存在的必要性。 　　二、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起源 　　(一)刑讯制度确立时期――西周。 　　《礼记?月令》中有“命有司省囹圄 ,封桎梏 ,毋肆掠 ,止狱讼”的内容 ,说明周时已有了“桎梏”类的刑具、“掠”的刑讯方式 ,以及在特定时期禁止用刑的制度。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确立源于西周时期的“ 五听” 制度。据《 周礼?秋官?小司寇》 记载:“ 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 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五听”,即司法官吏从言辞、 神情、 呼吸、听觉、 目光这五方面去了解被告人心理活动,并根据这五个方面表现对其口供的真假作出判断。 　　(二)刑讯制度合法化时期―秦汉。 　　在到了秦朝,刑讯逼供开始合法化。其在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治狱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 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就有记载。大概就是说在审讯中能不使用刑讯是最好的,适用刑讯是下策。但尽管如此,法律中仍明确规定允许司法官吏审讯时以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 　　汉承秦制,刑讯逼供一直被视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 刑乱国用重典” 的指导思想下,刑讯手段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法外之刑。隋朝时期,其法律对刑讯作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三)刑讯制度完备时期――唐宋。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发展到唐宋时空前完备。至唐朝,刑讯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对受刑对象、受刑部位、拷囚次数、拷囚工具、拷讯违律者的责任等都形成制度化规定。宋朝法律沿袭唐律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讯的条件,并对刑讯的程序作出限制,对刑讯官吏违法责任进行更具体的规定。唐宋以后的刑讯制度虽各有特点,但总体上变化不大。 　　(四)持续发展时期――元明清。 　　元明清时期,封建司法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备化。元律确立了“ 以理推寻”原则是刑讯的首要条件。此外,还规定需“ 罪囚” 所犯证据确凿,仍不招供时,才允许刑讯,并规定了司法官吏违法刑讯的法律责任。明朝时,由于宦官组织和皇帝亲军直接参与司法活动,法外用刑普遍,刑讯泛滥,法律严格规定了刑讯的条件和司法官非法刑讯的法律责任。 清朝法律规定,刑讯的条件也建立在五听制度上,将免刑的对象扩大到进士、举人及贡、监、生员,并对司法官违法责任作出规定。 　　(五)刑讯制度形式消亡时期――清末。 　　清朝末年,法学家沈家本率先提出废除刑讯的主张。但首次以法律议案形式提出废除刑讯制度的是清朝光绪二十七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提起。但该法案没有彻底废除刑讯,其保留了“命盗死罪案件证据确实而被告不肯认罪” 可以用刑讯的规定,除此之外其他案犯均不得刑讯逼供,如果犯人不招,可据众证定罪。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伍廷芳在修订大清刑律时对此提出“核议”,并得到允准。在此次立法活动中,还涉及到对证人地位的确定,规定不得刑讯证人。直到《 大清现行刑律》 的颁布,刑讯制度在形式上被正式废除。 　　三、现代司法中的刑讯现象 　　虽说在帝制古代刑讯逼供有一定的可取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普遍提升,刑侦技术水平得到重大突破。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帝制时期存在的刑讯制度是现代文明不能认可的,通过刑讯逼供而取得的口供也是现代刑事司法理论中不采纳的,这就是美国司法实践中的“ 毒树之果” 理论。可令人痛心疾首是,中国当前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