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全球议程建构从外交策略到媒体实践.docVIP

中国与俄罗斯的全球议程建构从外交策略到媒体实践 　　长期以来，在西方媒体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环境中，西方国家设置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议题――以抽象的人权、自由民主、环境责任等为代表――主导了国际舆论，成为他们指摘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砝码。近年来，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及其对西方制定全球议程的日益不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试图通过创新的外交策略和媒体实践参与全球议程的设定，从而试图扭转对己不利的国际舆论。本文从回顾传播研究中的“议程设置”出发，比较了两国在外交策略和媒体实践方面的创新经验，并提出了探索对外传播中的全球议程设置基础模式与基本传播规律的设想。 　　一、议程设置理论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 　　自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在《舆论学季刊》中提出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开始，该理论已经伴随新闻媒体、技术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丰富和完善。“议程设置”功能描述的是媒介中的内容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随后，朗氏夫妇（Lang）对“水门事件”如何从一个新闻议题演变为公众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议程建构（Agenda-building）的研究路径，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补充。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由最初的单一假设进入到新命题的融合阶段。例如，艾英戈（Shanto Iyengar）与金德（Donald R Kinder）进行的“铺垫效果”研究通过探析受众的心理认知机制揭示了电视新闻的铺垫作用。在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学者们合力绘制出该理论的详细图谱。理解议程设置功能的第二层面则是与“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建立联系①。尽管这些发展被认为仅是李普曼（Lippmann）提出的“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一观念的延伸，但上述研究依然为我们理解议程设置模式提供了多重视角。 　　在当下的国际传播中，对全球议程建构的理解需要追溯议程的形成过程。首先，“议题”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团体、组织讨论的题目。国际事务中的“议程”则是被国家、政治团体成员认知的、可以进行系统讨论的议题②。著名学者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与迪琳（James Dearing）的研究通过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关系置入议程设置过程，推进了议程设置与议程建构间的融合③。因此，国家在选定议题后如果希望该议题成为区域，甚至全球性公共议题，就需要借助媒体进行传播，进而完成更复杂的“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环节。议程建构侧重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间的互动关系，是比简单的议题选择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与媒体议题与政治议题间的双向互动情形不同，全球议程建构需要以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为起点，然后推进至媒体与公众。 　　二、中俄外交设立国际新议题 　　外交指以谈判、沟通等和平方式达成的共识、协议和约定等，它通常包含三个维度，即传播（communication）、表现（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以及国际社会的再造（re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④。20世纪80至90年代媒体外交研究的兴起与近些年各国对对外传播的重视都说明“传播”在外交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目前的国际舆论中，面对西方主导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国与俄罗斯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进行“反抗”：一是试图捍卫自身传统价值体系，特别是有关对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解读。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般性辩论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你们都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演讲。习近平提出，中国旨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⑤。普京指出在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单极霸王”并不断传播联合国模式老化等论调。相比之下，俄罗斯提倡广泛协商的原则，在全球气候变化、国家安全等问题中联合行动，并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的合作中创造共赢。最重要的是，经由多年社会变革实验的俄罗斯，已经建立属于自己民族、国家、人民的民主道路⑥。 　　中俄两国的另一手段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苦难时期中表现出良好的治理能力，通过展示自身的潜能，提供创新的管理方法。在联合国发言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达10亿美元的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在未来5年内，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包括近些年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在向国际社会发出共同发展的信号。中国与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中做出了许多共同努力，通过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合作，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