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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上的甜蜜与忧伤 　　一进三影堂展厅的大门，左手边就是顾长卫的展出作品。有趣的是，看展览时很多人都争先与他合影，听他阐述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作为导演和摄影师，他被大众熟知，作为艺术家，就像他说的“我是来玩的”。虽然有“玩票”性质，但顾长卫和艺术圈离得不远。他和三影堂的创始人之一荣荣私下是好友，经常出现在开幕式上，帮摄影师的画册写评语，自己出现在某知名艺术家镜头中。 　　顾长卫是从工作室赶过来做采访的。他正在做《微信时代的文艺爱情》的电影后期，广告语“爱他或者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不知是否为导演心声。顾长卫本人这样解释：“爱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有梦；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也有噩梦。让我们一起贱入佳境吧。”带着放松的玩耍心态，参加艺术圈的活动，没准也会办个展，顾长卫在艺术圈也是“贱入佳境” 　　希望钱变成美好的可能 　　三影堂原定的展览被放鸽子，荣荣干脆“破罐破摔”，策划了一个“三无展览”，营造一种轻松自由开放的环境，并且凭借好人缘，十几天就拉来了高波、冯梦波、韩磊、蒋鹏奕、蒋志、九口走召、颜磊、杨福东等几十位艺术家。 　　还有半路加入展览的导演顾长卫，带来了他对影像艺术的突破。他将100元人民币进行扫描，局部放大，形成若隐若现的陌生图像，在他看来，这组图像试图“了解设想序列和编码的意义和可能性”，他的创作初看与影像无关，但恰恰通过观者距离画作远近的关系，探索了与影像直接关联的视觉变化。这一切在荣荣看来都突破了影像固有的常规，“实验影像就不应该是局限于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虽然媒材多样，却表明了影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在四五年前，顾长卫就断断续续有了这个作品的想法，但一直忙于拍戏，作品也就此耽搁了。从小学画的他，喜欢仔细地观察事物细节。选择人民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常见又长久被人忽略。“人们喜欢人民币，因为可以购买东西。但它其实很可爱，有很多故事。每一张有编号的人民币都有自己的价值，独特的经历，江湖历史。它是当下最流行的东西，上面印着的毛主席头像，却又蕴含隐约可以辨认的过去。我做这个作品是希望人民可以有机会审视，打量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顾长卫就想“什么时候人们会仔细打量这张钱”――在银行的收款台时，柜员会仔细地看它，用手摸摸盲点，把它放到亮处看看水印，然后是过机器检验。虽然足够细心，但那也不过是确认是不是假币，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在我看来这司空见惯的纸，承载的是甜蜜、残酷，让我觉得很有信仰追求，仔细看看它吧，哪怕是局部”。从常见的物件中，看到浪漫和生死，顾长卫简直把一张纸币当做一部电影来看。 　　这让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收学费还没有打款之类的讲究，统一拿小信封把钱装好，每张五十和一百上面用铅笔写好自己的班级和名字，交给老师。一张纸币可以留下很多印记，很多指纹，这些经手的痕迹都是一个个故事。 　　顾长卫在放大的人民上选取了三个点：分别是毛主席的头发、水印附近和编号。这张钱是从几百张中选取的，现在还好好放在顾长卫的钱包中。采访时，顾长卫拿出这张钱，抬高，对着阳光给我指“你看每张水印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不信，拿出自己钱包中的百元大钞，对着阳光看起来，然后听他说，“水印不像红色毛主席像那么稳定，而是有细微的差别。你看我这张水印的毛主席比较慈祥，你那张因为有污渍，所以显得嘴角有伤”。 　　这一组三张的作品，如果没有那组编号，记者很难辨认出这是人民币。顾长卫选这张人民币，也有一个原因，它的编号开头是PS，“带着很强的时代特色”。在他看来，“人的一生都会被编号左右，人有了编号就有了权利”。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被授予一个编号：小孩出生时会套一个圈，上面写着号码。你告别这个世界时，也要消掉身份证等等。不要小看一组数据，你没有手机号，很多人联系不上你。银行密码记错一位，就取不了钱。身份证少一位，你也登不了机。 　　钱和编号，好像构成了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全部保障。但顾长卫想问：那信仰呢？一张红色纸钞让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就像红色的布会让斗牛激动，今天这张纸也让很多人激动，为它铤而走险。顾长卫眼中的人民币，信仰的符号在巧妙地重合，从一张钱中看到过去和现代的信仰。 　　从之前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对毛主席有着不一样的情感。顾长卫也不例外，他家里收藏了两幅作品，都关于毛主席。一件是2000年初荣宝斋拍卖时购入：毛主席1957年在苏联时，住在克林姆林宫中，一位苏联画家画的毛主席钢笔速写，1957年正好也是顾长卫出生的年份。还有一件是拍《孔雀》的时候，在安阳的人民文化宫，顾长卫看到库房中有一个尺寸很大的毛主席画像，是“文革”时期的绘画作品。因为年代很久显得斑驳，上面还有线绳缝合的痕迹。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但没有信仰也不行。希望钱可以变成美好的可能。就像我作品中局部的红色线条，激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