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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灾难性报道新闻伦理的内外部建构解析 　　摘 要 从内部和外部出发，从国家、社会、媒体以及新闻从业者四个维度，阐述了如何建构中国灾难性报道新闻伦理。 　　关键词 中国灾难性报道；新闻伦理；内外部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05-0017-02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有灾难相伴随，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个个战胜灾难的历史。如今我们面临的社会也是一个被一些学者描述为“风险社会”“失控的世界”的时代[1]。灾难性事件是指那些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对社会，对人们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重大事件，分为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两种。自然性灾难即由来自自然界的非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火灾等；社会性灾难即由人为因素或者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恐怖袭击、战争、空难、交通事故等等。 　　来自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中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8 620.3万人次受灾，819人死亡，148人失踪。此外，644.4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81.7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4.8万间房屋倒塌，250.5万间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2 704.1亿元。2015年，我国同样发生了不少备受关注的社会性灾难事件，如：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轮船沉没事件；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等，这些重大灾难事件对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也让整个社会为之 　　动容。 　　灾难如此频发，使得人们对于灾难事件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大众媒体也成为人们认知灾难性事件的主渠道，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如何有序地传播灾难新闻？如何更好地呈现灾难性新闻报道？成为大众传媒必须研究的课题。 　　和其他一切社会行为一样，新闻传播自然也摆脱不了社会道德的统辖，新闻传播和新闻道德的互动，衍生出了新闻伦理，成为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新时代下，究竟应该如何建构灾难性报道新闻伦理系统？笔者认为，新闻伦理一般外化为具有法律性质的新闻法规、条例等；内化则成为新闻媒体的规章制度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前者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后者则更多靠自觉遵守，新闻伦理的建构要从这两方面进行。 　　1 媒体外部的灾难性报道伦理完善 　　1.1 健全新闻法律法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闻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发展。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的目标，制定“新闻法”的工作也开始酝酿。近些年国家为新闻立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有关机构对新闻立法依据有了基本的思路和设想，但是具体的《新闻法》始终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其实，新闻出版领域的法制建设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制体系。主要包括宪法、刑法、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管理条例等等，其中对新闻传播和出版做出了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满足了当前行政管理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这些法律体系从外部对于媒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方面的伦理规范，就做出了一系列系统的规定，在具体采访报道过程中，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应当自觉参照，不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比如在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天津市政府连续多次举办新闻发布会，对事故的最新调查情况进行了及时发布，主要披露了伤亡通报，救援进展危化品品类及处置等相关大众最关注的情况。而全国各家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也严格恪守了传播官方权威信息，不传谣，正面回应公众质疑的基本准则，展现了现代媒体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 　　1.2 加强公众舆论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社会舆论的监督，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对规范新闻媒体报道和新闻伦理也有重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灾难性新闻伦理是整个社会伦理的一种，特别当灾难发生时，媒体如何呈现更是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一旦媒体的相关报道出现与新闻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情况，公众会形成舆论的“合力”对新闻报道和个人施压，促使他们及时更正，促使灾难性报道朝着规范化、透明化方向发展。可以说，公众舆论的存在不断地完善建构着灾难性新闻报道的伦理道理规范。 　　再以2015年天津港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引发国内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关注。继天津市代理书记黄兴国赶往现场指挥救援后，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事件应对上升到国家级层面。与此同时，微博、微信、论坛、贴吧上，许多身在现场的网民发出图片和视频，不断拼接事故全貌，催生各类舆情的产生。这种来自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