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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标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历程中，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迎来全面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条件，而1954年至1955年则是这个全面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是体现这个转折的重要代表，而《西安半坡》这一田野考古专刊，又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的具有方向标意义的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 　　 　　时代考古研究发生转折的代表 　　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由石兴邦主持共进行了5次。其中第1次发掘和第2次及其以后的发掘，其学术背景与目的有着很大的区别。 　　1950年至1954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包括整个中国考古学，“虽说已有相当开展，但事实上还处在大力培养干部，组织各地力量，迎接大发展的准备阶段”。这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仅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于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华东、华南与西南新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方面仍然处于对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硬陶文化四个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面貌的初步认识，缺乏对重要典型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和对有关资料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与比较研究。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下，配合培养考古专门干部，即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三期100多位学员的实习而开展的。 　　西安半坡遗址第一次发掘，因一开始工作人员较多，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是我国大面积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尝试。发现了包括F1大型长方形房址在内的数座房址和圈栏遗迹，一批窖穴、灶坑、以及居住区内的几座瓮棺葬。出土200多件石器、一大批陶器与彩陶、300多件骨器、部分蚌制品、以及一罐粟粒等。这些发掘收获，对于我国以往历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而言，尤其是关中地区已发现的40多处同类遗址仅是采集一些标本而言，是空前的丰富。展示了大面积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氏族社会生活的广阔前景。 　　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于1955年7月至12月进行。这次发掘相对于第一次发掘，在学术思想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充分准备。 　　一是尹达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尹达于1954年6月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当年12月，尹达提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应着眼于复原原始社会的研究。当时他指出：“在我国，从原始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研究工作，正有赖于考古学者的大力支援，正有赖于丰富的地下资料的发现和整理；这将有助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中某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理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忽视，都会造成历史科学中的损失”。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明确要求开展“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存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希望能在一定地区作标准的发掘工作，全面而系统地加以整理，然后把各地区的带有典型性的遗址，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看出仰韶文化的全貌，才能够进一步和其他文化遗存作比较研究。” 　　二是学习苏联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经验，尤其是以研究氏族的聚落址(居址和住宅)为基本任务的特黎波里聚落址的发掘经验，使得发掘中有效地处理各种发掘现象。 　　三是积累了第一次发掘半坡遗址的经验，尤其是大面积发掘工作的经验。对遗址的堆积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认识到这是一处保存很好的村落遗址。 　　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准备，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开始朝着以全面揭露村落遗址，研究、复原氏族制度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探讨河南至甘肃的仰韶文化不同分布区内的文化关系为目的的方向而展开。 　　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5000多平方米，其中在居住区揭露2500平方米，发现32座房址等大量遗迹与遗物。在居住区以北发现墓地，发掘墓葬130多座，获得大批入骨与随葬品及葬俗资料，奠定了半坡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 　　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展示了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有效的发掘方法。在第四次发掘半坡遗址之后，石兴邦主要依据发掘半坡遗址积累的发掘经验，撰写并公布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方法与注意事项，成为指导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研究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半坡遗址的发掘还为紧接而来的配合国家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宏大工程而展开的各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起到了示范作用，看到了开展大规模发掘的喜人前景，由此掀起了全面揭露新石器时代居址或墓地的一股研究热潮。同时还开启了我国为研究、复原氏族社会生活情景为目的的考古学的探索研究方式。 　　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是1955年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发生了重要转折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标志着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