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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的税收道德及其影响因素おお 　　摘要：本文基于1990年至今五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中国居民税收道德的有序Probit模型，并分别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方法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的税收道德受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经济学因素以及个体观感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居民的税收道德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居民税收道德的下滑幅度也存在差异。因此，提高税收道德和税收遵从水平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税收道德；世界价值观调查；税收遵从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 　　一、引言 　　自税收制度诞生以来，逃税问题就一直是国家管理者和税务部门面临的严峻挑战。分析逃税行为最基本的模型是A-S模型[1]，在该模型中，理性纳税人会权衡逃税的收益和被处罚的代价，做出最优的逃税决策，从而最大化其预期效用。后来的学者在实证考察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决定因素时，发现A-S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纳税人的行为。于是有学者提出税收道德 　　狭义税收道德指的是税收遵从的内在动机，而广义税收道德指的是影响税收遵从的非货币因素的总称。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关税收道德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分析税收道德对税收遵从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决定因素。税收道德对税收遵从影响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调查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2-3]；二是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实验的设计和实施对受试者的行为进行测量和分析，更好地观测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表现[4-5]；三是田野实验方法，通常利用特定的税收政策识别税收道德的作用[6]。对于税收道德影响税收遵从的作用机制，Luttmer和Singhal[7]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综述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税收道德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文化差异、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宗教信仰、社会转型、国家自豪感、政府负责程度、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司法廉洁度、税收公平性以及纳税人的个体特征等都会对税收道德产生影响。 　　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税收道德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文化差异[8]、公共政策决策机制[9]、宗教信仰[10]、社会转型[3]、国家自豪感[3]、政府的负责程度[11]、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3-11]、司法廉洁度[12]、税收公平性[13]，以及纳税人的个体特征[14]等都会对税收道德产生影响。 　　这些研究拓展了对税收道德的认识，为税收道德的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存在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的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既有研究相对零散，且不同文献对同一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常常相互矛盾。同?r，对特定国家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例如，对中国税收遵从和税收道德的实证研究就屈指可数。在研究方法方面，既有研究大多采用实验方法，但这种方法的运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例如，Muehlbacher 和Kirchler[15]就对将实验方法用于税收问题研究的有效性进行了重新审视。而对研究方法相对成熟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尽管目前学界质疑较少，但其实也只是“灯下黑”而已。例如，Alm等[3]利用俄罗斯的调查数据，对税收道德进行了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这种估计方法要求模型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但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条件实际上很难满足， 　　尤其是在样本容量较小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会更加严重。 　　因而其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存疑。 　　针对上述不足，一方面，本文扩展了既有研究对中国居民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及演变的认识，特别是首次在税收道德模型中引入社会阶层、职业和部门等变量，发现显著影响居民税收道德的不是收入变量，而是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别。同时，本文还从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及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更全面地揭示了居民税收道德的演变趋势和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在估计方法上，本文将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的结果作为基准，然后放松对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利用半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比较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方法的结果可以发现，二者在参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既有文献中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成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现有的关于税收道德和税收遵从的研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对中国居民税收道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完善中国税收道德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和税收征管效率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 　　二、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第二轮到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