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分析全球反恐合作困境.docVIP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分析全球反恐合作困境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前提之一是个体利益最大化，以此为着眼点可对全球反恐合作的困境进行系统分析。结合对困境的表象描述，可对其背后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剖析。综合上述分析，针对特定原因提出针对性对策。 　　关键词：公共选择；全球反恐；博弈论 　　经济与和平协会（IEP）2012年发布的全球恐怖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选取的158个研究国家中，仅31个国家在2002-2011十年间未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且据该协会2014年的报告称，2013年共发生恐怖袭击逾1万起，致1.8万人丧生，较2012年增长6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恐怖主义已成为殃及全球的公害。对此，很多国家举起反恐大旗，加入全球反恐大军。美国于2015年6月公布的《2014年恐怖主义国家报告》中，明确反恐目标，将Abdallah Azzam Brigades等59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可见，在恐怖主义全球蔓延的同时，以国家为主力的反恐行为体也在采取措施，为打击恐怖主义做准备。但是，也要看到，在各国行动的背后，掩藏着反恐合作的阻碍性因素。针对于此，本文选取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系统分析反恐困境，剖析其背后原因。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国际应用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将经济学市场分析方法移植到政治学范畴，以统一理论范式分析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运行问题。该理论从个体出发，在三个基本假设（经济人理性、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政治可交易）的基础上，研究党派问题和官僚体制问题等。 　　公共选择理论始自20世纪40年代末，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学术思潮。从理论内容和方法论上，可将其分为三派：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较多：邓肯?布莱克系“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其《论集体决策原理》（1948年）一文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詹姆斯?布坎南曾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贡献在于“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戈登?塔洛克是《公共选择》杂志（1966年创刊）的创办者，与詹姆斯?布坎南合著《同意的计算》一书，开创“政治立宪的经济理论”先河。 　　（二）公共选择理论与国际反恐合作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脱胎于经济学。所以，用其部分原理、术语和研究思路分析全球反恐合作，实际是对该理论的国际化应用，即以国家为国际反恐集体行动中的行为个体，分析由其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合作困境。鉴于恐怖活动危害社会稳定，危及国际和平，所以，多国反恐这一集体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国际和平，国内稳定）。 　　本文视全球反恐为过程，从反恐前、反恐中和反恐后三个阶段分析合作困境。反恐前的困境在于诸国意见不统一，难以达成合作；反恐中的困境体现在反恐的领导权归属问题上；反恐后的困境主要是反恐成果的差别性共享与反恐政策/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 　　二、全球反恐困境的原因剖析 　　（一）距离-利益-战略模型 　　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看，当前全球反恐合作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各国对恐怖主义与自身的距离衡量、利益考量和战略估量，这直接影响到其反恐的政治意愿。试用一个简易模型来分析，现选取A，B和C三国为研究对象，O代表恐怖主义。假设ABC三国与O存在不同程度关联，而这一关联决定了其在反恐上政治意愿大小。现设定分析模型雏形为：地理状况上，A-OB-OC-O；利益考量上，BAC；战略估量上，CAB。 　　由上述设定可知，A距离O相对于B和C而言较远，因此在恐怖活动的外溢和衍化上，所受影响较小。并且，无论从利益考量，还是从战略考量上看，A都次于其他。因此，A国反恐意愿指数较低。同理，就C国而言，情况较复杂，地理上距离较近，战略估量上较高，但利益考量上却较低，对于C国而言，具体的反恐意愿还需考虑其政策取向。B国的情况是，利益考量较大，战略考量较小，距离适中。所以，如果B国倾向于现实主义考虑的话，对利益考量的关注可能促使其由更强烈的意愿采取反恐行动。 　　从公共选择的视角来看，ABC三国皆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指向，因此在反恐意愿的积极性上，三国至少会从地理距离、利益考量及战略估量三方面进行评估。地理因素直接影响恐怖组织对某一对象国的影响，利益考量主要基于现实的成本收益进行考虑，战略估量关注的是未来的反恐影响。 　　综上分析可知，国家行为体的反恐意愿需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二）案例分析――以ISIL组织为例 　　实际上，上述模型仅是“以管窥豹”的工具，从一个侧面表明联合多国反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除上述分析变量外，在实际的反恐中，还包含很多未知性/保密性因素。以ISIL组织为例，其周边国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部分北非国家和中亚国家等）是该恐怖组织活动范围的毗邻区，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