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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章句集注 宋代理学集大成之作 大规模地重视《大学》与《中庸》，自宋人始。 四书的结合，粗成于二程，完善于朱熹。 （二）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 四书之次序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夲，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语类卷14）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会貫通而極中庸之㫖趣。然不㑹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黄榦《勉斋集》卷三十六《朱熹行状》） 朱熹安排四书顺序，有其深意在。然后世因《大学》与《中庸》二章篇幅小，刊刻时为方便计，往往刻在一起。故现行四书顺序皆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提要》以为四书顺序无关紧要，不必深究，是明通之论。 （三）《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 朱熹对《大学》的改易 1：以错简为理由，调整《大学》之次序。 2：根据文意，补作一节《传》文。 理有所据，虽六经亦可改。 （四）《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 《大学》三纲领八条目： 三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朱熹既以原本《大学》为包含经与传，而传中没有对格物致知作解释，故特为补作一节。 （五）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 《提要》对朱熹的肯定 一：朱熹师心自用，改易古书，为严谨学者所非议。 二：《提要》从大处着眼，以为朱熹所改易者，特其末节，应注重其微言大义。 三：《提要》对汉宋学术各自之长处都作了肯定，并不一味附和上意加以诋排。 （六）《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 （七）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某于《论语》、《孟子》，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 《集注》且须熟读，记得。 某《语孟集注》，添一个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 《四书章句集注》集宋代理学之大成 据统计，在《四书章句集注》里，朱熹很少引用汉唐注家的材料，主要引用的是宋学学者，尤其是理学家的言论，就此而言，这是一部集宋学义理思想之成的著述。（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P266） 退五经而进四书，托经学以言哲学 朱熹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作为整个经学的主体和基础，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四书”发明道统，为建构和完善新儒学的道统思想体系作论证；以“四书”阐发义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理，把以往的“四书”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革新并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方向，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P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