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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路径与论域理解实践哲学的三个维度 　　摘 要：作为理论哲学的反拨，实践哲学主要探讨“应该怎样做”问题。对于实践哲学的这个主题，研究者必须把“从实践理解”和“对实践理解”这两种研究路径结合，反思目光既要针对“他者”也要瞄准“自我”，既要面向实践也要拷问理论本身。基于这种理解，实践哲学的主要论域就矗立在新的地平线上，它们分别是：确立“做之??该”理论、考察“理论之用”的条件、分析“实践意识”的成因、反思“实践智慧”可能。这些论域进一步凸显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实践意识；实践智慧 　　中图分类号： B502.23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40-05 　　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实践哲学复兴就构成了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向之一。实践哲学的勃兴是在哲学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趋向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实践哲学将替代理论哲学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理解范式。目前，我国学界却存在着两种实践哲学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的实践哲学话语和西方哲学学科中的实践哲学话语[1]。两种话语对实践哲学理解显然不同，那么，哪一种话语更符合其本义呢？ 　　一、实践哲学的研究主题 　　对“实践哲学”的词性，德国学者奥特弗里德?赫费有过一段精辟论述：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如果说在它前面加上附加词“理论”是同义反复；那么在它加上附加词“实践”就显得自相矛盾[2]。在他看来，哲学总致力于一般、抽象、普遍的概念或原则，而实践则致力解决个别、具体、特殊的问题，两者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不过，实践哲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并不这么认为。他的理解是，理论活动以“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是最接近神性的活动（普通人没有条件从事种活动，即使有，也不一定具备认识善的能力），因而理论认识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知”；实践活动虽然“以可变事物”为对象，但只有“合乎正确原则而行动”才是明智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普通人不能认识善，但如何能够做到按照善行动呢？为此，亚里士多德设立了一种能够“学以致用”的实践哲学来教人明智地行动――“所谓明智，就是善于策划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3]。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就存在着解释学循环：一方面，理论哲学提供的“知之应该”（与“做之应该”合二为一）构成实践哲学构思的“前件”；另一方面，实践哲学为求通俗易懂又必须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解而回归到对“知之应该”的坚信和遵从。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有限划界（两者其实仍然藕断丝连）是实践哲学存在的逻辑前提。康德揭示的“理论理性的有限性”――理论活动并不能认识寓善于内的物自体，直接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这种隐秘联系，从而为实践哲学独立存在提供了充足理由。休谟质疑（事实判断并不能必然性地推导出价值判断）得到证明，这直接否定了“古典知行统一观”的逻辑假设――“做”是“知”的逻辑延伸和“应该”的自然践履，同时也把“做”的合法性架空了。为“做”重新奠定存在论根基，亦即是重新构建一种有别于“知之应该”的“做之应该”知识，就成为哲学发展的必然取向。现代逻辑分析学家们的学理批判（“反心理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使这一取向更加清晰，触发的实践哲学复兴运动再次引起人们对道德规范诸概念（如民主、自由、正义等）的基础、性质、来源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振聋发聩的宣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接宣告了理论哲学的终结与现代实践哲学的诞生。在当代哲学中，实践哲学之所以被看作是理论哲学的一种否定，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做”问题，从而陷入空谈义理、无助实践的玄思。理论哲学的视域死角恰恰就是实践哲学的应许之地，实践哲学复兴运动不仅把“做”问题充分彰显出来，而且寻求一种尽可能完备的“做”知识成了当务之急。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相对理论哲学而为实践哲学下一个简单定义：如果说理论哲学是“爱（理论）智慧之学”，探讨的是“真理性知识何以可能”亦即“应该怎样知”问题，那么实践哲学就是“爱实践智慧之学”，主要探讨“实践智慧何以可能”亦即“应该怎样做”问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实践哲学虽然着力“做”问题，但它本身作为一种理论，毕竟还属于“知”的范畴，始终不能逃脱“应该怎样知”的拷问。所以，现代实践哲学并不是对理论哲学内容的全盘否定，而是以扬弃的方式把后者整合于自身，构成自我解释的逻辑前提。换句话讲，实践哲学内在地蕴含着“知之应该”又超越了它的界域，从而担负起把具有内在冲突的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统一的使命。 　　二、实践哲学的研究路径 　　怎样才能得到具有实践智慧的知识呢？国内两种实践哲学话语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