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问性视野下佛经翻译解读.docVIP

主体问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摘要：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关键词：佛经翻译；译者主体性；读者接受；权力；赞助人；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6—0074—04 　　一、主体间性理论 　　主体间性是胡塞尔晚年为了突破唯我论而提出来的。他认为“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是关于它自身的主体性和另一个主体性的意识。主体间性是主体相互之间的内在统觉”。但在当代西方理论界，真正重视主体间性理论研究的是哈贝马斯。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交往行动理论，核心问题就是主体间性问题。交往行动就是指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因此主体间性指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和统一性，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翻译是一种主体间性活动，翻译主体与文本进行多方对话并形成文本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在这种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人等都会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那么，什么是翻译的主体问性？翻译的各主体可以界定为：原作者（创作主体）、源文本（历史主体）、译者（翻译主体）、译文读者（接受主体）、赞助人（操控主体）。各主体具有不同的主体性内涵，但又“共存”于翻译的不同阶段且各司其职。因此，在主体间性哲学观照下，翻译的主体间性指的是原作者、源文本、译者、赞助人和译文读者等之间的关系。随着对翻译主体问性探讨的深入，翻译主体从译者的一元论向原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等多元发展。翻译 　　二、佛经翻译与主体间性解读 　　（一）译者主体：重要性彰显的操刀手 　　通过研读马祖毅先生对佛经翻译第一阶段（公元148--316年）的介绍、慧皎的《高僧传》及支谦的《法句经序》等作品，在支谦之前，译者主体作用不明显；但自支谦始，译者主体作用有所体现。《高僧传》评论安世高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总的来说，安世高的翻译偏于直译，如“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等，颇令人费解。在《法句经序》中，支谦提出了著名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及“嫌其为词不雅”，应“令易晓，勿失厥义”的翻译思想。就翻译主体看，译者已重视文本层面的“传实”，即“求信”；且“令易晓”，即求“顺达”；追求“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如支谦将人名“须菩提”、“舍利弗”意译成“善业”、“秋露子”，“得法意以为证”中的“法意”二字，支娄迦谶与昙摩蜱均难以传译。历史上著名的“文质之争”最后由文派成书则进一步说明译者还是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性。 　　在佛经翻译第二阶段（公元317-617年）．译者主体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安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道安的“失本”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由此可见，此时的直译已比初期的直译高明得多，主体认识比较到位，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不再是逐字死译了。“五失本，三不易”正是道安翻译理论中辩证法的科学体现，是各主体间如何进行对话，最终实现翻译目的的必要手段。颜琮的《辨证论》中的“八备”、“十条”对译者应有的敬业精神和人格修养，翻译所需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特点等主体性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规定性的意见标准。 　　在佛经翻译第三阶段（公元618-906年），译者的主体性更加鲜明突出。鸠摩罗什主张“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但同时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如将法护的“天见人，人见天”意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达而易懂。梁启超曾评价说：“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玄奘主张直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梁启超谓之“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梁认为：“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从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最具贡献的“五不翻’’原则，可见其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梵语“jna　nartho　hi　esa　Vidirna　sattdrthah”直译应作“是智羲非有羲”，读者恐不能解，玄奘加字训之：“是有智羲，非有境羲”。玄奘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局面，他所代表的翻译流派被称为“新派”。到了玄奘这里译者处理文本的自由度大大提高，译者主体的中心地位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