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构建.docVIP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关键词]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民国 　　[中图分类号]D922.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176-05 　　陈婉玲(1965―),女,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及其制度史。(上海201620) 　　本文为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经济法学(S30902)的中期成果。 　　 　　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也依赖于法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民国时期颁发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产物。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诞生与演进的路径如下:受西方经典合作社思想影响,忧国忧民的民间志士为了改良积贫累弱的国家和社会,毅然举起合作的旗帜,民国合作社运动应运而生。这是在三民主义治国纲领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强烈驱动下,积极推行合作事业民生主义政策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为范例的民国《合作社法》堪称体例完整、内容系统、结构严密、制度科学,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国《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这表明民国《合作社法》的创制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过程,即以“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结构和实质内容却热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结论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在中国特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下,重视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的哺育与培植,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实现合作社法价值和效率的基础条件。 　　 　　一、小农社会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法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物质交换的必然产物,只有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民国《合作社法》的实践证明:小农社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农村的推行缺少扎实而必要的逻辑起点。 　　1934年底,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对各县合作社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结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对合作主义理解一项,误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彻者只有10%;而对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调查结果也相当令人诧异:自私自利无合作精神的占15%,社员之间有你我之见者占53%,相亲相爱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合作事业开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民众缺乏合作知识”,占到所有困难原因的42.6%①。 结果证明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考核内容分为18项,包括社中设备是否完备、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社员增减趋势、识字社员多少、会议是否遵守章则、职员是否尽职、有否发生纠纷、有无及如何簿记、每个社员平均公积金、社员股金数、营业资金多少、营业盈亏、公益金处理、报表和其他文件是否准确及时、社员平均储蓄、借款户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的结果大部分不及格。 　　法的形成前提是法律需求。从民国合作社运动始于民间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践行的现实看,民国《合作社法》的法律需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期待,而不是合作社主体――经济弱者的诉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实践证明,在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社会,农民对合作社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主动诉求远远不如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2]。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合作思想,也存在着各种民间传统的劳动互助习惯,②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过于强大,农民主体性地位及其权利观念缺失阻碍了中国合作社“自组织”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