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反思.docVIP

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 　　内容提要邓正来教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有力地揭示了其中所存在的根本困境。笔者认为，邓教授的论文实际上反思的是如何认识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中西差别”问题。由于没有注意到构成性限定词与归属性限定词的区分，邓教授不经意地把“西方现代化”等同为了“现代化”，这容易让人对他真正论点产生误解。此外，笔者表明，邓教授对范式的使用与库恩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并且没有为他的用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邓文中的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对“中西差别”的认识产生误解，因此，文章的结论是：“现代化范式”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中国法学困境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西差别现代化范式根据 　　作者葛四友，男，1976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4) 　　 　　一、导言 　　 　　自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之势轰开中国大门后，一百多年来，如何认识中西差别之现状，有何良方来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是中国有志且有识之士不得不直面的一个现象。由此我们也被迫进行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中国应该如何采取措施走出这种困境。体用之争显示了在这种反思之中，中国应该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历程的转变。然而，至少到今天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尽如人意。在某种意义说，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依然是面对这种中西差别的一种反思，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反思的一个有机部分。由此，尽管邓文的直接指向是中国的法学，但其根本则是直人中国的整个制度，隐含着对中国的整个体制的深刻反思。 　　由此，当我们看待邓文时，有两个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第一，其反思的根本性。邓教授的反思绝对不是要停留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其它制度之上，这种反思着重的制度的根据，我们用以型构我们制度的根本观念。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邓教授在论文中一再强调一种“不意识”状态。故这种反思必然要先意识到这种状态，意识到我们制度的型构的真正根据，从而才有可能对这种根据做出“问题化”处理，把我们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范式”进行批判，从而找出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否则将只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从而无法跳出支配我们思考问题的“定见”。第二，反思的整体性。因为邓教授的反思是根本层次上的反思，他要对法律的根本根据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不是针对某种法学观点，或者某种具体的制度，而是要对整个法律秩序、法律想像，进而是中国的想像来进行全盘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法学在此是充当了其反思的一个媒体，使得反思在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身上进行。论文实际上反映的依然是我们如何看待中西差别，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种差别。 　　因此，不论邓教授最终的立论是否成立，论文做出的这种反思，对于当下的中国学术来说，实乃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这种反思表明，至少中国当下的诸多问题，并不如当前很多学术工作那样，只在较低层次上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即可完成的。这里不仅仅是制度设计不够好，从而无法完成预定目的，即仅仅只是一种程序不完善的瑕疵。邓文中的不停追问向我们显示，我们的问题是出在目的本身，出在决定我们目的的根据上，从而也体现在目的的性质上。邓教授开头的引语意味深长地表明了这点：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①这种反思表明，不进入到根本的层次上，我们的反思就无法脱出时代的牢笼，因此也无法在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在笔者看来，邓文对于中国学术反思的意义，无论怎么样强调也不过分，它所做出的反思本身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楚邓教授批判的层次性。 　　 　　二、批判的层次 　　 　　邓教授在一段话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意识到批判层次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不追问甚或不意识这个时代所赖以为凭的支配性范式的情形下便对它们进行描述和批判，那么我们所做的这种描述和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与之同一逻辑层面的描述和批判，换言之，我们所做的这种知识活动本身完全有可能使我们受制于我们所批判的对象赖以为凭的那种支配性范式，进而使我们同样深陷于这个时代而无力超越它。”②在回答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这个问题时，他一方面表明了他批判的根本性，同时也体现了批判可能的层次性：这个问题不仅关涉到了法律知识论的维度，而且也注定要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中国在这一特定时空之中的法律／法律秩序的问题相关联。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关涉到我们关于法律／法律秩序的想像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们关于法律的认识乃是以我们对法律的想像为依凭的：这种关于法律的想像不仅支配着我们对中国法律／法律秩序的认识，而且还构成了中国法律／法律秩序之实践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