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修诗歌中乌托邦中国形象及成因分析.docVIP

亨利.米修诗歌中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及成因分析 　　摘 要：本文分析了法国现代诗人亨利?米肖诗歌中有关中国的文学表征，从形象学及东方学的视角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界定。笔者认为，亨利?米肖秉持着背离西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对中国的倾慕态度，塑造了一个乌托邦中国形象的果实，其形象果实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则是米修自我流放和艺术“驱魔”的工具。 　　关键词：亨利?米修；乌托邦形象；自我流放；驱魔 　　 　　引言 　　亨利?米修（Henry Michaux）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诗人、画家。西方学界对米修的研究由纪德的《让我们发现米修》一文肇始，主要从心理学、语言学的角度入手，聚焦于米修诗歌作品晦涩难懂的神秘主义特征。华人学者则主要集中在米修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代表人物有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赵无极，以及大陆的杜青钢，刘阳，钱林森教授。另外，刘成富教授的论文《浅谈亨利?米修的创作风格》，是唯一一篇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在米修1933年出版的诗集《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米修多次提到老子，他以这样一幅饶有谐趣的画面来概括老子的哲学风格：“老子向您投了一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随后又向您扔下一个大石头，然后又扬长而去，这些石头尽管坚硬，却是一些果实，但这位老哲人当然不会剥去果皮的。”在本文看来，亨利?米修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亦是他投给读者的一块石头果实，这果实表皮就是乌托邦中国形象，而这乌托邦形象的成因才是石头果实的真正内核，即米修诗歌所承载的中西文化内涵。 　　一、亨利?米修的中国经验 　　1931年，米修曾到亚洲旅行，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畅游了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朝鲜、中国、日本等国。1933年他出版了游记式作品《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书中有一章专门谈中国，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标题就是《一个野蛮人在中国》。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Francois Cheng）在介绍米修时说过，米修与中国“已经混凝到不可分的地步了”，这句话指明了米修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米修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与他的个人经历、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关。米修在中学时代就很喜欢中国文字，而且他基本上不喜欢油画，对水墨则非常敏感，1925年开始用水彩和中国墨画画。米修的外出旅行也是对于传统的一种反抗。米修早就说过：“西方文化，你再也无法为我们提供氧气”，他把追寻理想国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 　　米修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认识中国的：其一，丰富的阅读使米修对东方和中国有了基本的认识。随着西方的中国热的兴起，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被先后介绍到西方。到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比较流行的版本有：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 Julien）翻译的《道德经》、顾塞芬翻译的（Séraphine Couvereur）《四书》《诗经》和戴遂良（Léon Wieger）翻译的《老子、庄子和列子》。米修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直接引用或间接提到的中国作品，从《道德经》到《诗经》，从李白的《渌水曲》到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可见米修对中国古籍的涉猎及其广泛。这种广泛的阅读使他在谈中国时比较客观、实际。其二，对中国的实地考察，使米修对中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都留下了米修的足迹，米修在中国期间观察社会，参加各种活动。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Zhao Wou ji）在他的自传中说：“米修很了解中国，他到过中国，很了解它的文化……我与米修长时间的通话没有谈绘画，而是谈中国，他以巨大的欢快和热情描述中国。”正是在对东方有了直观认识的基础上，米修创作了关于中国的一系列作品。 　　二、《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的中国形象表征分析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和“他者”、本土和“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就是对于一个文化事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创造了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现实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和表现异国，是人们认识异国的普遍模式。由此得出的关于异国的形象是想象性的、极为主观的，而正是这种虚构出的形象为我们解读创造了异国形象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所说，“人人都从某个文化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殊，而以本国的特征为圭臬”。米修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善于隐匿的工艺师。《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一开篇，米修就给中国人下了一个定义：“中国人是天生的工艺师”（p.119）。在“工程师”的定义之后，米修列举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种种中国创造，并以一句“假如不灵巧，那就不是中国人了”来强化之前“工程师”的判断。之后，米修以卖报工人、强盗和搬运工为切入点，分别描述了他眼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