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谋——《田中奏》的出笼、披露与争论.doc

狼谋——《田中奏折》的出笼、披露与争论 “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猖狂的侵略“宣言”，出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炮制的这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历来被看做日本侵华的“纲领性文件”。 八十多年前，一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日本机密文件公诸于世，使世人得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本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无法解释这份1929年就已被公之于世的文件何以能准确地“预告”后来发生的一切。从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每一步都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划实施进行。 直至今日，日本仍不承认《田中奏折》。这并不奇怪，就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诸多战争罪恶不被承认一样。即便是对那场荼毒亚洲的战争，仍然有日本政要不承认其侵略性质…… 被日本否认存在的这份侵略大纲，究竟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大饼”藏密信 1928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日籍华人蔡智堪在东京的家中宴请中野正刚等日本政界要员，几杯中国的“五加皮”酒下肚后，大家相谈甚欢。 席间，蔡家的佣人向蔡智堪呈上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 蔡智堪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中国点心，在日本称为“大饼”。 在座的中野正刚打趣说：“中国的大饼转赠我如何？” 蔡智堪一阵大笑后说：“饼非烹过，食之有害。”拒绝了中野正刚的要求。 蔡智堪活跃于当时的日本政商两界，一向豪爽大方、不拘小节，这次却为何吝啬一块小小的点心？ 蔡智堪是中国台湾苗栗县人，早年在日本经商，积累了丰厚的财力。根据他儿子蔡咸源的回忆，他们家在东京有非常豪华的别墅，经济上十分阔绰。 而在成功商人的公开身份之下，蔡智堪还从事多年的“秘密工作”。 蔡智堪童年正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历史时期，让他亲身感受到受人欺凌的民族不幸。他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对同盟会进行过大量财力和情报上的支持。为隐藏情报，蔡智堪将自家的楼梯栏杆掏空，将情报藏于其中。 根据蔡智堪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民国外交。1924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统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 对宴席上收到的中国点心，转送给日本人没什么舍不得的，但是那块点心的包裹上写明是来自中国沈阳，这让蔡智堪不能等闲视之。他与中国沈阳有着秘密联系，小小的点心内藏玄机。 散席后，蔡智堪把“大饼”拿到隐蔽处切开一看，果然，其中有一张钢笔写成的“手书”：“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是王家桢的号。而王家桢当时的身份，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东北政策的有关情报。 王家桢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负责东北军对日本外交，常来东京；蔡智堪也经常因经营大豆贸易而常住东北，两人结识多年，关系十分密切。 多年以来，蔡智堪通过王家桢的关系，把关于满蒙问题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张学良，而王家桢每次到东京办事，也都下榻到蔡智堪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正是蔡智堪向王家桢提供了来自日本的关键证据，令张学良把杀父之仇的指向落到了日本人身上。 但是这次的任务，让蔡智堪有些为难。 王家桢密信中所说的“田中首相奏章”，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都有传闻，在日本自然也有很多传闻，但仅仅是传闻而已，从来没有见诸公开的媒体报道，更别提政府文件的公开文本了。 蔡智堪与日本政界中人十分相熟。 在1927年至1935年间，旅居日本的华侨在东京办有日华杂志社，其经济支持都来自蔡智堪，他也由此结识了很多日本政界要员。凭借雄厚的财力，蔡智堪甚至能给一些日本政界朋友提供经济帮助——类似现在所说的“政治献金”，因此和不少日本政要走得很近。 而即便是这样，蔡智堪也从未听日本政要们向他提起过“田中首相奏章”。尽管他也有所风闻，但传闻中对“田中首相奏章”的内容也不甚了了，大概只听说涉及日本对中国政治外交基本方略，具体内容则只是猜测。 密信中提到的“田中首相”，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所谓“田中首相奏章”的出处，是他就任之初召开的“东方会议”。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不被记录的6天 1864年，田中义一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田中义一便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步入军界后，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入主政坛，成为日本第26任首相。 考察田中义一的履历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中国，一是日本陆军。这两个主题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