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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供给的合作机制构建 　　摘要：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供给面临三方面困境：第一，生态产品供给的系统性与区域行政分割的矛盾；第二，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使供给主体动力不足；第三，各区域主体对生态产品需求弹性的差异影响其供需平衡，这些问题导致生态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为此，有必要构建以政府合作为基础、市场合作为中坚、民众自愿合作为补充的生态产品供给多元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和环保NGO等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 　　关键词：生态产品；供给；合作机制；京津冀；公共产品；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6-0095-06 　　一、文献综述 　　生态产品与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一起，构成了支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以来，对生态产品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主要集中在生态产品内涵、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以及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等方面。 　　对生态产品内涵的理解主要遵循两条主线。狭义而言，生态产品是融入了生态设计理念的产品[1]，其实质是物质产品的生态化，是生态友好型产品；广义而言，生态产品就是生态系统服务，即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效用[2]，它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直接提供的，用于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自然物。目前学术界对于生态产品的内涵尚无统一认识，学者们多根据研究主题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界定其范畴[3]。我国于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认为生态产品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在此将生态产品界定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子集，属于广义上的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是由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与化学反应过程生产出来并直接供给社会的[4]，其中并不包含有人类劳动和其他的非生态要素[5]。既然生态产品不是由人类社会提供的，其供给与劳动并无直接关系，那么人类活动又是如何参与生态产品供给的呢？一种解释是，尽管生态产品是自然供给的，但并不排除人类活动对其供给能力会施加影响，而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可有效地扩大生态系统的规模或增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从而使生态产品供给具有了“人工”的成分[6]。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由于生态产品具有的公共属性，因而通常是由政府供给的。政府供给生态产品具有克服“搭便车”、节约交易成本和体现公平性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供?o效率低下的不足[7]。在此背景下，依据公共产品理论，一些学者对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路径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内容涉及到生态资本的产业化经营、生态产品的政府购买、生态产品二元价格体系形成等[8] [9] [10]，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所导致的生态产品供给的区域外溢性使得跨域供给的利益协调变得十分重要，而京津冀作为典型区域则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区域生态产品的供给是一种“集体行动”，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生成逻辑，理念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差异和制度机制缺失使得该“集体行动”面临困境[11]，这在现实中有着非常生动的表现形式，归结起来，其核心就是财政分权制度、“行政区经济”模式与地方官员晋升方式带来的地方政府经济目标重于环境目标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所引致的系列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府际合作，通过有效的跨域治理实现生态产品的高效供给。有关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协作进行跨域生态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分析京津冀生态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进一步从利益协调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政策建议[12] [13] [14]，合作的内容主要是政府间的横向生态补偿[15] [16]，但目前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张永勋等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生态合作的内涵和合作机制框架构建[17]，以此为基础，张予等对京津冀区域在生态合作的方式、环节、层级和领域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合作机制的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18]。综合来看，目前研究政府间合作的文献较多，对多元合作、多层面合作的讨论并不充分，而跨域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作[19]，王家庭和曹清峰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角度探讨了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的路径[20]，对多元合作研究进行了尝试，但没有对相关机制建设作深入讨论。 　　二、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供给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京津冀区域行政分割现实条件下，生态产品可持续性供给的基础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的化解，生态产品供给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境。 　　（一）生态产品供给的系统性与区域分割的矛盾 　　作为生态产品供给载体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多个生态子系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