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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理论视角下的祭祀圈研究 　　[摘要]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基本围绕在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展开。汉人人观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内涵的微观阶序性与以人的等级划分为标志的宏观阶序性，说明祭祀圈所关涉的“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缘空间存在，而是一种被“人观”认识模式塑造的文化概念。 　　[关键词]祭祀圈；人观；汉人人观；阶序性 　　[作者简介]聂家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上海　200433；黄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电视大学法律与行政系讲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12-0089-06 　　 　　祭祀圈理论来源于人类学家在台湾地区的田野实践工作，现在它已是汉人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与宗族、市场区系理论相比较，目前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显得纷繁芜杂，但是这些争论大体上可归纳为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本文将在此认识的框架内对祭祀圈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进而从汉人人观阶序性的视角出发对祭祀圈理论作一整体性的解读，并由此认为祭祀圈理论的研究应该超越地缘因素的视野。把地缘条件放置于一个动态的文化生成过程中去理解，将能够推动祭祀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祭祀圈理论两个讨论热点的述评 　　 　　(一)关于祭祀圈理论的两个讨论热点 　　1　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在众多关于汉人社会的研究认识中，弗里德曼的宗族认识模式、施坚雅的市场区系理论与祭祀圈理论的关联最为紧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祭祀圈理论是在与这两者的对话过程中形成的。 　　首先，从祭祀圈理论与宗族认识模式的关系来看，人类学者在台湾的研究发现台湾社会的村落以杂姓村居多，因此村落的宗族组织并不发达。虽然，血缘依然是人际关系的基石，“但是他们很少发展成为大氏族以及和闽粤农村一样成为地方组织的核心”。由此，在台湾乡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聚落形成过程与以地方祭祀为核心的地缘组织的形成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究其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与明、清时期关于台湾的垦殖政策以及当时台湾的社会地理条件有关。就前者而言，明王朝以杜绝倭寇为目的的禁海令与清王朝剿灭台湾明郑势力为目的的策略，均限制了闽粤地区向台湾地区的移民。在此一背景之下。“举族而迁有其困难，因而移民甚为零星且大部分是偷渡的罗汉脚”。因此，在台湾本土汉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杂姓村落较为普遍，即使是单姓氏村落其村落成员之间也往往无血缘关系。汉族先民移居台湾之初，一方面要应对当地土著之威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大户豪族的压迫以及不同人群(主要是客家人与泉州人)之间的争斗。因此，以方言群与祖籍地域标准来建立人际关系，通过共同的祭祀公业达到团结人群和抵抗外来侵扰的目的，在台湾社会就较为普遍。由此可以看出，在台湾本土社会的生成过程中，祭祀圈的产生与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式微是相关的。所以，在祭祀圈理论与宗族模式的关系上，台湾学者一般认为地缘祭祀是血缘宗族组织功能不足的一个补充，二者共同作用于台湾本土社会的发生过程。 　　其次，就市场区系理论而言，其理论主张与台湾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是促使祭祀圈理论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日本学者冈田谦认为，台湾北部士林地区汉人社会的家族分布、通婚范围、市场交易范围与祭祀范围之间是有相互重叠之处的。并且前三者均与地域祭祀行为密切关联。由此他强调要了解台湾村落社会之地域团体或家族团体的特质以及祭祀圈的问题。此外，Crissman的研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祭祀圈理论对于台湾社会研究的可行性。在彰化平原应用施坚雅市场区系理论的研究中，Crissman发现人们对于市场的选择并不符合施坚雅关于中心集镇的六角形划分。在当地，人们的行为选择往往受血缘与祭祀的影响。以前述经验为基础，台湾学者认为“村庙制度在台湾也许可以替代墟市作为农村地方中枢，其分布可能不是像中枢理论作等边六边形有规则的排列，而是依聚落发展散开”。 　　从上述来看，作为一种基本结构的认识框架，祭祀圈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为学者们认识台湾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共同的信仰是台湾汉人联结为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或地域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之一，共同的祭祀活动则是使其共同信仰与共同的归属感得以落实或体现的最具体方式，由此而形成的祭祀圈便具有宗教与世俗的二合一特征，它既是宗教性的组织，又是地域性的组织，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由此一意义出发，“林美荣把祭祀圈视为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特有的历史产物，甚至认为是台湾民间社会自主性的发展，完全是老百姓的自发性组织，与官方的行政官僚体系无关”。 　　那么，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