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李渔 2011年第5期.docVIP

PAGE PAGE 1 再读李渔 2011年第5期 　　摘要：关于李渔的“帮闲”，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艺术哲理的角度、关学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以人为本”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反思。李渔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儒”与“商”的冲突或交融，在其人生轨迹和文艺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将其剧作与西方戏剧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从情节内容和戏剧结构看，李渔的戏剧和喜剧不仅不亚于西方17世纪的戏剧，甚至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同样注意营造喜、怒、哀、乐情境和充满诗意的戏剧场面，同样闪现有人文主义的光辉，表现为异曲同工。 　　关键词：戏曲艺术；李渔；“儒”与“商”；西方戏剧；莎士比亚；艺术创作；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114－05 　　一、“帮闲文人”辨 　　鲁迅先生曾经认定李渔是“帮闲文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几成定论。 　　鲁迅说：帮闲文学“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他还把“文学史上还是重要作家”的宋玉、司马相如也纳入“帮闲”之列，说：“‘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词――但其实是误解的。”。 　　尽管这么说，但是在是与非“二元对立”的文化氛围下，按照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式，“帮闲”毕竟不是一个好词。 　　其实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文人只是一根“毛”，附着在“皮”上。它可以附着在统治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着在人民大众的皮上。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这番话是对文化人的政治性阐释，有它的正面意义，即：不能把知识分子划归统治阶级，在共和国的体制下，要提倡“人民”的立场。 　　欧洲文艺复兴提倡的人本主义理想，曾经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当今光大“以人为本”。 　　于是，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可以而且应当对历史上的文化人和文化现象进行多角度的梳理与阐释。关于李渔的“帮闲”，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艺术哲理的角度、美学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以人为本”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反思。 　　二、从“江南二李”看李渔 　　明末清初，市民文人崛起。剧坛上的佼佼者当推“江南二李”――苏州的李玉、杭州的李渔。 　　李玉约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约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他们都是17世纪的人。 　　江南多雨，李玉与李渔均以草笠自号――李玉自号“一笠庵主人”，李渔晚年自号“笠翁”。“笠”即草笠。以“笠”自号，表明自己是草野布衣，属于在野的布衣文人和平民文人。 　　作为布衣文人，他们与朝廷没有太多瓜葛，可以有比较自由的人生态度。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朝中为官或衣食无忧的退休贵族。他们写词作曲是职外自娱――用以寄托情思或以文抒怀。李玉、李渔则以文谋生，是职业作家，或者说是专业作家。 　　李玉比李渔大20岁，二人都经历过明清交替时期血与火的战乱，在成年后进入渐趋稳定的清顺治王朝，而后经历了渐趋繁荣的康熙初期。经历过历史洗礼的人，往往对人生颇有悟觉。在“儒”与“商”的问题上，李玉与李渔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戏曲家中的两种类型。 　　李玉比较“正”。他遵从儒家的正统观念，是“苏州派”剧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其实，李玉的出身并不显贵，曾当过蓄有戏班的相爷府的家人。他写了大约四十个左右剧本，早期作品称“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不外乎才子佳人、忠孝节义。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的情况下，李玉写了《牛头山》(岳飞抗金题材)、《千忠戮》(明朝忠臣被杀戮)、《清忠谱》(市民为清官就义)、《麒麟阁》(隋唐的瓦岗英雄被封官进爵)等作品，明显关注政事、扬忠抑奸、忧国忧民。他还整理词曲理论，订正北曲曲牌，写了《北词广正谱》。 　　李渔比较“野”，是文化商人。他出身于行医之家，家境比较富有，可以说出身于“资产者”。年轻时，李渔倜傥豪放，以李白一流人自命，字“仙侣”、“谪凡”。清兵南下，家道中落，书籍尽毁。于是移家杭州、南京，开设“芥子园”书铺、办戏班，盈利谋生。他编印了《芥子园画谱》、《笠翁诗韵》、《笠翁词韵》、《名词选胜》、《尺牍新徵》、《资治新书》等普及性的文化读物，写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等戏曲剧本，总称“笠翁十种曲”。同时编写了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和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还组织家庭戏班，戏班子的女演员多是他的姬妾，达十余人。他带着家庭戏班到达官贵人的宅邸里去演戏，隔帘唱曲，捧觞举酒，演的多是他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