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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中法的价值与伦理冲突 　　摘要：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历史可追溯春秋战国时期，如今法治社会中依旧存在此类现象，隐含在这类现象下的是法理上法的价值与人文伦理的冲突。若天性人情不可避免，则司法干预又是否合理？本文以河北高院新规《实施细则》为案由，分析法的价值和伦理的冲突及解决方式。 　　关键词：亲亲相隐 大义灭亲 法的价值 伦理 　　 　　 根据2010年10月14日南方周末法治版面一篇题为《量刑的抉择：“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的报道，河北高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行的量刑改革，出台了《实施细则》的新规，旨在对上级法院的司法政策细化和创新。此项新规一经出台，触动了大众对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伦理神经，导致舆论几乎朝向反对新规的一边倒。现象表面是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取舍问题，隐含在这现象之下的法律问题是法治社会中法律体现的法的价值和伦理发生冲突时的取舍。 　　 一、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伦理表现 　　 1.大义灭亲的伦理基础和刑事责任价值分析 　　 大义灭亲的伦理思想基础源于西周时期的“亲亲、尊尊”思想，是为了顺应西周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产生的礼法原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信条。时代变迁，大义灭亲泛指亲人之间为了国家、社会、集体或者阶级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正义、社会正义，不顾亲情考虑，上升司法程序，以维护某种受侵害的社会权利等。大义灭亲在某些程度得到赞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思想，符合多数社会人对道德伦理的赞同，为维护符合社会正义的个人正义居多，这可以说是大义灭亲的社会基础。但大义灭亲必须是出于当事人自愿，不存在司法干预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以司法干预为前提，让法律把社会一般人的行为都规范化，按照少数人的法律标准衡量社会一般人，那么大义灭亲的伦理基础就不存在，产生的效果也未必是正面积极的。 　　 大义灭亲不具备有责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如果主动举报亲人犯罪，提供其犯罪证据、隐匿地点，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或者将亲属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的，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任一罪名，因此，在这层面上大义灭亲不具备有责性。若如果还以家法形式存在，私自处罚亲属，或者出于个人情绪，举报诬陷亲属，但经查证不实且情节严重的，若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则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如今的大义灭亲是指亲属将犯罪嫌疑人交由司法机关处理，那么大义灭亲是否具有正当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一款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84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这意味着，从法律上要求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向司法机关举报和作证是义务性的规定，而非权利，是不可进行选择的强制性规定。但合乎法律规定的未必就一定是具备正当性的。1、大义灭亲不利于维护人类之间的宝贵亲情，违背了人性。人从其出生之日起，便与他人有了亲情的关系。从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包括国家，都把没有权利去公然挑战其基本的情感环境和社会关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人也不可能义无反顾地舍弃亲情，否则极有可能遭受名誉上的惨重代价。2、不利于法律的真正贯彻落实，法律实施难以保证。法的实施要求社会成员对法的普遍遵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的效力得到全面发挥。根据小野清一郎先生的观点，法是实质是伦理，法本身就是伦理。法的有效实施的保证是合理，广大民众认同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也是法律合理性的源泉，也就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里，大义灭亲只能作为个人自由选择问题，而不能在制度上鼓励或暗示支持这一行为，它与现代法治是不相容的，因此，在法律的积极评价层面上没有正当性。 　　 2.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和刑事责任价值分析 　　 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一样，基于亲亲、尊尊的礼法而产生，在汉宣帝时期将“亲亲得相首匿”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在时代发展和法治建设中，亲亲相隐演变为从道德准则向法律原则、单相容隐到双相容隐、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及泛化发展，其对法律实施的积极价值是不可忽视的：1、亲亲相隐使法律具有了人性基础，有利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亲亲相隐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基于人性的亲情的维护，将亲情义务法律化，充分协调了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冲突，使法律产生了亲和力，帮助克服国家义务和亲情义务在要求上的某种差异而形成的无所适从，也体现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基本理念。2、亲亲相隐妥善平衡了刑事诉讼的多元化价值，一方面维护了传统道德秩序、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肯定法律对家庭、亲情的价值，另一方面平衡秩序与自由、正义，平衡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不是排斥秩序、正义等法律价值。 　　 我国刑法条文中对亲亲相隐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是在三个条文中可以看到亲亲相隐的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规定。《最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