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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制度的解读与重构 　　摘要：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合理性基础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当行为人面临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时，法律是不能强人所难的。顺应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解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并借鉴国外刑事法的相关规定，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义务冲突；期待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58―05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专门性研究可谓著述颇丰，据笔者统计，相关论文共有80余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范忠信教授所撰写的《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该篇以翔实的法史资料论证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法律规定，扭转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视亲亲相隐为封建糟粕的观念。而唐治祥同志撰写的《我国港澳台地区“亲亲相隐”制度比较研究》及《我国台湾地区亲亲相隐制度研究》侧重于介绍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亲亲相隐制度，阐释了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在上述地区的传承与发展，为我国大陆地区在现行刑事法中重构该项制度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至于其他论文有的是从刑事程序法视角探讨，有的是在刑事实体法的范畴中论述，还有的则是从刑法与伦理的关系来论及亲亲相隐制度，视角不一，但基本都赞成在我国现行刑事法中重构该项制度，只是在对其具体内容的设计上有所不同。笔者在借鉴这些论文基础之上，对亲亲相隐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论述。一方面，在论述亲亲相隐制度重构的合理性基础时，除了一般论者所认可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外，笔者还将其现实合理性上升至人性高度，从而为亲亲相隐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亲亲相隐制度可合理解决义务冲突，消解了行为人在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发生冲突时不得不作出的两难选择之窘境；另一方面，在对亲属范围的界定中，除了刑诉法中所规定的近亲属外，笔者还参照了我国继承法中享有继承权的亲属范围，从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角度予以界定，认为亲属应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子女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同时考虑到共同犯罪的特殊性，笔者将与其亲属实施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人也纳入到了可容隐范围之内。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其他论文未曾论及的，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亲亲相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相互隐匿某些罪行而可以减轻、免除处罚，甚至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在我国，亲亲相隐制度是受儒家思想之浸润而逐渐形成的，该制度为汉代及汉以后历代当政者所倡导和认同，在我国历史上传承达数千年之久。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嬗变而彻底否定了该制度。当前，我国正努力倡导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和则邦兴，维系和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本着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之旨趣，重新梳理、解读及借鉴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重构当代中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流变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其中记载了卫大夫元恒诉其国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说道：“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其后孔子明确提出了亲亲相隐的思想，据《论语?子路》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则运用生动形象的个案进一步阐释了亲亲相隐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载有：“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亦’。‘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当忠于职守和孝敬父母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孟子认为应以孝为先，因为“孝”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还专门有一部《孝经》，凸显了孝在维持三纲五常秩序中的重要性，亲亲相隐的观念即是儒家思想中的“孝”的体现和发展。汉以降，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而成为正统，亲亲相隐的思想也随之上升为法律。《汉书?宣帝纪》载：“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于是，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而被确定下来。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亲亲相隐是建立在身份的不平等关系之上的单向度的容隐，强调家庭关系中卑幼对尊长应尽不予以告发、揭露的义务。及至唐代，亲亲相隐就演变为同居相为隐。《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