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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作证豁免的“中间路线”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摘 要：《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试图在“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立法观念之间探索出我国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中间路线”，然而这一规定不仅没有实现亲亲相隐，反而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最终悖离了该规则的立法意旨。扩展亲属作证豁免阶段、扩大近亲属范围、排除亲属证人证言证明力、设置相关法律程序，是未来中国亲属豁免权制度完善的方向。 　　关键词：亲属作证豁免；亲亲相隐；中间路线；亲属证人 　　中图分类号：D925.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096-04 　　作者简介：张健（1986-），男，山东临邑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赵世德（1986-），男，山东济宁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法官助理，硕士，研究方向：司法制度。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原则一直是学界讨论的对象。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条款触及到了亲属作证豁免权。传统中华法系“亲亲相隐”原则从过去的正当性论证转向司法实践。然而，立法者的理性毕竟有限，即使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严密推敲的法律条文，在其实施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令人错愕的疏漏。此条款规定的亲属作证豁免制度在实施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与缺陷就值得反思。 　　一、刑事司法中的“国家”与“个人”：亲属作证豁免的“中间路线” 　　尽管学界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存在争议，但对于“当下中国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国家本位的诉讼模式”这一判断几无疑义。[1]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立场。犯罪被认作是个人对国家秩序的挑战。[2]以“国家本位”价值观建构的刑事诉讼理论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刑事司法突出有效控制犯罪的政策维度，工具性色彩浓重。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下，私人生活领域受到国家权力的严重影响。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则是倡导大公无私，鼓励公民大义灭亲，主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刑事立法吞噬了社会自治的空间。在国家利益受到顶礼膜拜的地方，公民自我或者家庭利益保障找不到强有力的正当化理由。[3]刑事司法制度坚持“积极的实体探知主义”，强调发现案件事实真相。[4]立法者致力于设计有助于取得案件正确结果的程序规则。司法机关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行动空间积极主动侦讯。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承担如实作证的义务，即使被追诉者近亲属也不例外。在此氛围下，亲属间相互包庇、隐匿犯罪分子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破坏，“亲属相隐”行为必然受到国家的严惩。“亲亲相隐”的立法观念难以塑造，在制度层面更不可能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本位观念、个人主义价值观、基本人权观念的普及，公民个人自由与私人生活自主权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明确写入了人权保障条款。国家立法试图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做出平衡。这表明立法者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国家主义本位的立法观念。“亲亲相隐”原则对亲情的保护功能与对社会诚信的维护功能受到重视。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依旧秉持了国家主义的立法理念，然而部分程序、制度的设立体现了对传统立法理念的突破，诉讼价值从一元向多元过渡，现代社会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化使得立法作业面临的价值选择与平衡变得更加复杂。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原《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该法第45条也规定了司法机关有权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受法律追究。以上条款规定了包括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亲属在内的任何公民的作证义务。同时，在实体法中也有与之相配套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310条、第305条、第306条、第307规定了包庇、窝藏、伪证、毁证、妨碍作证罪等罪名，将亲属间的容隐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出现因为其浓厚的家庭伦理色彩而备受关注。有学者据此认为，“立法注重了遵守国际惯例和遵循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该新增条款既完善了作证制度，又出于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伦理的考虑，“满足了人权保障的需要”。[5]“为维护社会关系稳定和家庭关系和谐，避免近亲属间法庭对峙尴尬局面的出现，赋予了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6]同时也避免了近亲属证人在法庭上情绪失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了庭审顺利进行。 　　的确，第188条第1款反映了立法者所持有的“刑诉法应当在家庭关系维系方面发挥作用”的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