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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的特征分析及制度安排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特征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当人们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损害时，人们总是主动采取一定的行动或者步骤去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不具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具有自身的独特特征。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更多地处于被动地位。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和敬畏、人对向然的征服和傲慢、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保护几个历史阶段。在这几个历史阶段中，要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无知和被动，要么表现为自然对人的被动和无奈，要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惩罚相互交织。但在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的不足，人们只能凭借自己的肌体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狭隘的关系”。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此，人们依附于自然，崇拜自然。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足神秘而又神圣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被动的适应关系。尽管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还是人对自然的索取，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取之于自然。 　　随着人类社会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慢慢地从单纯向索取，转向占有、改造自然，并试图占有自然所拥有的一切，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统治的权力，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于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进入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自然界只是为人类而存在，人们可以凭借对自然过程的认识和控制来驾驭自然，使自然为人的目的而服务。因此，人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于是出现了可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在这一阶段，自然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完全的被动关系。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达和繁荣。然而，人类社会在陶醉于对自然征服的同时，却还浑然不知正在遭到自然的惩罚。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就针对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提出过严重警告。恩格斯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过度地消耗了资源，严重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从而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现在，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不但给当前的人类发展造成困难，而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 　　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外部性的特征。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曾经指出：“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或不经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是这样一种事件，它将可察觉的利益(或可察觉的损失)加于某人或某些人，而这个(些)人并没有完全赞同直接或间接导致该事件的决策。”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典型的外部性，而日，既包含正的外部性，也包含负的外部性。 　　个人或者企业向环境索取资源，排放“三废”，方便了个人或者企业，却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环境，是外部不经济的典型例证。一般来讲，如果污染排放者无需承担消除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样，污染者仅从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出发选择“最优”产量，总是具有过度生产的动机，那么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污染问题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相反，如果个人或者企业通过改善技术，植树造林，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提高，则其他人和社会从中受益，产生正的外部性。但由于这要花费更高的成本，而且社会其他成员可以“搭便车”，很难具有持续动力，因此这种正外部性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既包含自然人，也包含法人，他们分散而庞杂。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或者向自然中排放废物往往无声无息，无法及时有效觉察。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往往具有累积效应，只有等到无资源可用或者出现巨大的生态灾难，才会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人们对保护自然的心态也具有复杂性，保护自然意味着要牺牲一些既得利益，有时甚至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所以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除了部分道德高尚的人能够自觉从事这项活动外，在一般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些强制措施，才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既包含自然资源，也包含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