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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的中国情 　　1990年9月至1993年8月，我受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其间，我有幸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了一段友好交往。 　　首次见面不期而遇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时。当时，国际大气候正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加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作为“经互会”成员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贸市场、资金来源和军事支撑，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岛”。而身旁的美国则乘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强化持续30年的经济封锁，“以压促变”。美国国会成立“争取古巴自由决策小组”，确定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目标。在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我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纽约，途经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我到古巴不满一周就递交了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但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其离任告别招待会。不曾料到，卡斯特罗与我的首次见面竟是在这一场合中实现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气爽，皓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上灯火通明，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高大魁梧、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身影被人们团团围住。呵！那不就是卡斯特罗么？镇坤也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正思索着是否立即挤进去向卡斯特罗致意问候时，古巴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来到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便友好地主动表示，他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大楼门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叫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其名“菲德尔”。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离我不远处，他忙把我引向前去并介绍给总司令。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 　　总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聚谈吧。” 　　我立即表示了想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的意图。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这一短暂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我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多。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不期而遇为我们以后的交往，进而建立信任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逢年过节使馆常客 　　卡斯特罗主席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当年，旅居古巴的许多华人、华侨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他领导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曾跟随他上山打游击，后又长期担任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的华裔将军邵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光荣代表。卡斯特罗当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两次战争中，华侨踊跃参加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作出过杰出贡献。古巴政府和人民为纪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还在哈瓦那市中心建立了一座雄伟庄严的“华侨记功碑”。 　　在日常生活中，卡斯特罗喜欢吃中国饭。他日后告诉我，早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他就经常去唐人街中餐馆吃“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吃。后来，他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次出席我举行的宴会，都爱喝桂花陈酒，也喜欢吃松花蛋。席间，我们常礼貌地给他添菜，他总是说：“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们添多了，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白浪费它。”我们注意到，他从不把饭菜留在自己的盘子里让人倒掉。此外，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给出了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赞语。 　　在任驻古巴大使的三年岁月里，我经常应邀去革命宫、何塞?马蒂广场或其他场合出席古巴政府举行的各种庆典和外事活动。卡斯特罗也多次来中国使馆做客，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总得待上四五个钟头，不到尽兴之时不散。每年我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通常会出席。我国有重要代表团访古时，他常来使馆会晤交谈。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卡斯特罗年年给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