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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镇化背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原因实证分析 　　摘 要 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国城镇化率增长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来看，我国城镇化率增长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政府官员追求GDP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分税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的收支矛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 　　关键词 城镇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间序列模型；分税制 　　中图分类号 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4）05-0033-05 　　一、引 言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产生背景必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进步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六次人口普查的城镇化率数据如下（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如表1所示。 　　计算后得到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水平如表2所示。 　　城镇化率上升速度加快，近几年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一半，城镇化率为51.2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增加1个需要9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负担平均35%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负担13%，中国地方政府超过50%。现阶段我国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资金不足。 　　非竞争性投融资的主要特征是公共性、外部性、长期性、巨额性，应该侧重公益性的、非经营性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是承担主体，我国要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集中投资在公益性领域（陈干宇，2013）[1]。 　　有的学者研究了城镇化融资的必要性，但财政资金不能满足县域城镇化建设资金，需要多元化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郭兴平（2011）[2]根据美国的市政债券融资、加拿大的政府融资机构主导对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启示，我国要规范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扩大县级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促进县域城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县域城镇化融资方式的多元化。 　　贾康（2011）[3]和曹君丽（2013）[4]提出了城镇化融资中的公私合作模式。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以形成有效供给，但目前我国的投融资渠道局限，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地方债发行存在问题，公私合作管理模式在城镇化融资中有重要作用。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是资金供求矛盾，当前的地方政府投资、企业全额投资、开发性金融支持等城镇化融资方式各有局限性，还需要公私合作项目融资方式。 　　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融资以税收为主，城镇化的融资方式随项目属性而不同，税收是主要的城镇化融资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土地融资和债务融资等多种融资渠道，特定时期的融资方式不同，我国要形成适应短期和中长期发展需要的多元化融资结构（杨志勇，2011）[5]。 　　有的学者提出新的多元化城镇化融资方法，建议重视市政债券的融资方法。我国城镇化顺利进行的主要障碍是融资难问题，传统融资渠道局限性大，市政债券是城镇化融资的新渠道（余晨阳，2013）[6]。创新型的城镇化融资模式有市政债券、开发性金融工具、产业化基金、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央财政支持等（徐策，2013）[7]。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融资困难，城镇化融资中的地方债问题可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盘活国有资产和发行市政债券解决。摆脱土地财政的方法是资产证券化、市政债券、公私合作，并根据不同项目类别选择合适的项目融资方式（巴曙松，2011）[8]。 　　付敏英（2012）[9]认为根据融资主体划分的城镇化项目融资模式有特定目的公司融资、政府投资、市场化融资、资本市场融资，并用模糊集结算子实证了城镇化融资方案的选择方法。 　　政府成立融资平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城镇化的发展，从金融机构和社会获得资金，满足地方政府的投资需要，补充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毛腾飞，2007）[10]。 　　以上文章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城镇化率的融资方法问题，但没有从城镇化率与GDP关系上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原因，更加缺少实证方面的研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可以有公共物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增长理论、城镇化理论、瓦格纳法则、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等。我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官员重视GDP总量而进行融资，以便短期就做出政绩（梅建明，2011；许安拓，2011）[11-12]，分税制使地方政府缺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地方政府要突破法律、制度的约束进行融资（路军伟，2010）[13]。 　　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