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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国际经验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国际面板数据对投资母国对外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进行了实证考察。实证结果发现：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为衡量指标的母国吸收能力对反向技术外溢具有强化作用，在母国对外投资规模不变时，这些指标对母国技术进步具有正向贡献。同时，非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反向技术外溢对母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即母国吸收能力达到“门槛值”时，反向技术外溢才会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否则这种效应不会显现，甚至反而为负。实证结果还发现：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并非“越大越好”，较大的技术差距必须具有更强的母国吸收能力与之相适应，否则母国难以吸收这种反向技术外溢。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国际经验 　　一、引言和理论回顾 　　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技术外溢，是我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当前我们可利用的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主动“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前两种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相比，通过OFDI渠道获取国际技术外溢更具有主动性和针对性，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OFDI的反向技术外溢应当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作为一种国际经验，OFDI反向技术外溢早已受到关注和认可，最早对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开展理论研究的是FosfuriMotta（1999）。他们将技术落后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先进国家的投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传统获益（TraditionalComponent）和外溢获益（SpilloverComponent）。当外溢收益足够大时，即使没有传统收益甚至传统收益为负，后发国家企业仍然会选择对先进国家开展OFDI。随后国际上众多经济学家为反向技术外溢找到了实证证据，而在吸收能力方面的考察更值得推崇。对反向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开展开创性研究的是Borensztein等（1998）和GorgGreenaway（2004），他们的研究发现只有母国在人力资本等吸收能力积累达到“门槛值”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对本国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国内学者在反向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考察方面，欧阳艳艳（2010）发现中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反向技术外溢的吸收利用存在显著的影响。陈岩（2011）的研究更为深入，发现地区反向技术外溢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地区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李梅和柳士昌（2012）利用一个扩展的CH模型，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和GMM估计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行了“门槛值”的估计，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外溢对技术吸收能力存在着显著的“门槛值”特征。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普遍的接受OFDI的反向外溢作为一种获取国际先进技术的渠道，但对这种反向外溢的影响因素――母国吸收能力的考察则略显不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扩大我国充分利用现有“走出去”的资源，将反向技术外溢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考虑到我国OFDI统计数据周期短、数额小，同时为了揭示OFDI反向技术外溢受母国吸收能力影响的普遍规律，本文选择国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处理有效地扩大了样本规模，可以为我国更好地利用“走出去”实现技术学习和赶超提供更有益的启示。 　　二、技术吸收能力影响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 　　母国技术吸收能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CohenLevinthal（1989）首次提出了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概念，用以表征企业认识、吸收并利用新知识、新信息进而促进本企业技术进步的能力，这一能力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新技术获取商业目的。Abramovitz（1986）提出的社会能力即广义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更好地诠释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社会能力除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外，将全社会影响和促进消化、吸收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均包括进来，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金融支持、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投入等。本文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吸收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溢出的新技术的能力，因此采用的是广义的社会能力表征的技术吸收能力。 　　（一）技术吸收能力对反向技术外溢的直接效应 　　模型（1）将母国技术水平表示成两种形式，前半部分表示的形式可以用于母国技术水平的测算，后半部分则直观的表明母国技术水平由母国人力资本存量以及研发投入决定。遵循研究技术溢出的普遍思路，进一步将研发投入S分为母国国内研发投入R和国际技术外溢FRD。本文仅考虑通过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源，则模型（1）可变换为以下实证模型： 　　其中，g表示技术进步率，H、R、FRD分别表示母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通过OFDI反向外溢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源，G表示母国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