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济源图书馆.DOCVIP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宣告了旧社会政治制度的灭亡和一种新颖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这种新与旧的革命，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基于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许多有藏书的世家旧族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质变；同时，新旧体制转换期间，造纸业原料匮乏，造纸厂大量地向社会各界收购旧书旧刊制造再生纸，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人士对于中华古籍的价值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时间许多私家和单位的大量书刊资料流散出来，并大批量地进入造纸厂作造纸原料。就私家藏书思想而言，继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公共藏书观念的余绪，由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著名藏书家带头，出现了一个纷纷将家藏书籍和文物捐献给中央或地方人民政府的热潮。而政府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也及时地设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从事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献典籍、文物古董的征集、接收和保管工作，乃至组织专业人员，直接从已汇集于造纸厂的废旧纸堆中抢救行将沦毁为纸浆的古旧书刊资料。本文拟对新中国建设之初，对中华民族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史实，作一个粗浅的总结。挂漏尚多，敬请方家指正。 1 在革命的战火中抢救和保护文化典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府对文化典籍的珍惜和保护，是具有优良传统的。 早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官兵就在战场上从日寇手中夺回过珍贵的赵城“金藏”。这批国宝辗转于解放区，终于在1949年9月调拨到北京图书馆珍藏。所谓赵城“金藏”，是指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一部金代刻印的佛经总集，时存5000卷左右，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报告中，一再举此例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是在最艰苦作战的期间，也还尽力保护着重要的图书，不令散佚”〔1〕。 1946年初，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校长的北方大学成立于河北邢台，当时这里已经是解放区。当代藏书家姜德明在其收藏的该校油印校刊《北方通讯》第2卷第2期上，发现一篇《从晋西南新收复区采集图书归来》的报道，“反映了在战时条件下，学校仍重视保存文化的事迹”〔2〕次年元月，冀、鲁、豫八路军某部政治机关在进军山东聊城之前，为“保护聊城固有文化免于战争损害”，颁布了“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保护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和“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三项命令〔3〕。聊城解放以后，朱德就视察了海源阁藏书楼，并指示有关单位给予保护。 1949年2月，东北图书馆由哈尔滨迁到沈阳，先后接管国立博物馆沈阳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以后，正式开馆。馆藏包括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内的藏书40多万册。北京城和平解放以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尹达、王冶秋、马彦祥三人为代表，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后由王重民担任代理馆长。 在浙江解放前夕，周恩来同志曾经明确要求解放军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建筑，并在一次会议上直接指示要注意保护著名的天一阁和嘉业堂。据说，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率部进攻上海之前，曾经到嘉业堂参观过，并留下一个排的战士驻防保护。他还要求组织力量“加强对(上海的)文物、图书的保护，因为上海也是书海。”〔4〕1949年5月，杭州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浙江省图书馆，合其总馆和分馆时藏书书籍35万册，其中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内的善本约7万册。次年，浙江省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建国前，为保护民族的文化典籍资源不致在革命战火、政权交替之时毁坏流失，邓拓、孙犁、李一氓、阿英等都曾经在华北、苏北等地的解放区，力所能及地从事过规模不一的古籍抢救活动。 2 百废待兴之际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宣告解放以后不到三个月，在1949年8月1日，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就开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接收该市各单位移交和公民捐献的古物、书画和图书，收购和抢救流散各处的珍贵文物古籍，调查和保护该市重要的古迹、古墓和名胜，审查和鉴别由上海海关出口的文物等工作。仅历二、三年，该会就收获颇丰。1952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接管了该会成立以来的所有征集物和收藏品(1949年8月-1953年7月)。 1950年，该会接受了姚昆群、姚昆田捐献其父姚光(1891-1945)的复庐藏书5万卷，其中多钞校本、乡邦文献、清人文集和金石碑版，孤、善本不少。陈毅闻讯以后曾欣然为之撰文嘉奖。次年，该会接受了刘体智(1880-1963)的远碧楼所藏书籍400箱、约67873册的捐献。刘氏40年间辛勤藏书，好收《四库全书》原本，得宋本如《宏秀集》、《切韵指掌图》等近10部，方志1000余种，自著有《善斋吉金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其《远碧楼书目》由10卷增益至32卷，著录藏本2400部，约七、八万册。郑振铎曾编《远碧楼书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