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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务诚信建设的新视角 　　〔摘要〕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政务诚信建设成为提升政府信任、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但在寻求解决信任问题、提出建设政务诚信的方案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信任，是资本精神、交换经营意识浸淫到西方社会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极具工具理性特征，不能以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信任问题的解决和政务诚信的提升，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避免资本原则和资本精神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领域的转移，摒弃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信任理解，以资源而非资本为视角理解信任、解析中国政府信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突破运动式、口号化的政务诚信建设窠臼，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化互动关系中开发、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 　　〔关键词〕信任；政务诚信；社会资本；资源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2-000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政府信任资源再生研究”（12YJA810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政务诚信体系建设研究”（13BZZ04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深化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WTB030）；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程倩，南京理工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4。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变革一直是推动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体发展的主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处境却不胜窘迫，面临着巨大挑战。当某些个别事件的网络表达上升为公共舆论焦点时，民众对政府发布的政策、解释和应对方式方法等都会有无穷无尽的揣测、质疑甚至谩骂。坊间对事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被宣布为谣言的传闻却被公众深信不疑。因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然成为中国政府深入改革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已经充分认识到政务诚信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政务诚信关系到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复兴道路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政务诚信问题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风建设，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及司法公信建设”，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背景下，如何通过政务诚信建设，赢得公众信任，构建公众高度认同的政府以“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已经成为改革继续推进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及研究，不能简单地移用西方学者发明的解释性术语，甚至套用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理论，而要找到符合中国治理生态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一、经济学视角对信任的理解 　　“信任”原属于日常用语范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外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信任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如学者所指出的，当信任变成了社会理论和政治讨论的中心范畴时，表明信任已然变成一种稀缺的东西。而当信任的话题被人们随意谈论时，信任概念本身也就成了问题。在理论层面，对“信任是什么”的问题，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各学科理解信任时所强调的方向和重点也各不相同，使信任概念几乎陷入“泥淖”之中，如台湾学者就曾归纳列举出30余种信任定义。在对信任的诸多理解中，经济学主导的社会资本观点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对信任的理解，以至于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偏差，如果不加以纠正，则政务诚信的建设和社会信任提升的操作方案就可能陷入工具理性的窠臼之中。 　　在经济学常识中，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资源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观点（T?W?舒尔茨，1960）。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资本理论得以产生。这种理论着重于分析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强调行动者的选择权利及社会关系在社会结构中被资本化的特点，被称为新资本理论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而具体界定与分析的学者，詹姆斯?科尔曼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流传。他认为，“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社会资源”（詹姆斯?科尔曼，1999）。在科尔曼那里，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对关系中获得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加以控制，并从这些资源的交换和转移中获得利益，它为特定目的和特定行动者所实现的功能定义，纷呈为信任、规范、权威和封闭等基本特征。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把一些原先蕴含在社会生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