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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文言文教学的基础 　　我国的文言文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塑造中国文化灵魂的重要手段，这是中华民族文化长达几千年的宝贵积淀。这些倾注了无数古人心血的诗篇佳作，脍炙人口，传唱千古，滋养了一代文人墨客。今天，千万学子却把文言文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紧箍咒，一提到它就苦不堪言。特别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更是感觉文言文如“天书”一般。许多学生对文言文有相当程度的畏惧感和厌恶感，很多老师也感叹语文教学中的文言文最难教。但是面对占了书本篇目三分之一的文言文，我们不能因为难教难学而不教，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途径来改变这一现象。有很多学者和同仁探讨了很多方法，比如重视诵读，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运用多媒体等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而这些我认为是文言文教学中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其他方法的有效性就将大打折扣。 　　 　　基础一：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 　　 　　有人可能会说教师的文学修养是师德方面的内容，它和教学不是一个体系。但我以为，这一点恰恰必须在教学体系中强调，而且要放在第一位。“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古人对师者的定义，“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我们新的理解，不管是古人的定义还是新的解释，都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而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文学修养更是必须的、第一位的。 　　文学修养会使教育活动的主体具有儒雅的气质，从而产生更大的教育亲和力。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各种文学知识，如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孔孟之道的学而时习之，以及屈原、林则徐、毛泽东等人的诗词等，学生能从中看到一个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教师形象。通常，教师的教育，应当给人以“儒雅”二字的评价。教师应既有学问，又温文尔雅，有儒者之见。教师深厚的文学功底，举手投足、教育教学中自然流露出的“儒雅”，能在不知不觉间使他的学生倾倒，使学生愿意亲近他，愿意聆听他的教育。这也就是所谓的“教育亲和力”。如果上课时教师能表现出对课文相当的熟悉，做到基本能背诵，对一些名人逸事、名篇名句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得心应手，比如在讲解《滕王阁序》一文时，教师先给学生背诵一些名段名句，然后将里面涉及的一些历史典故一一道来，不仅可以赢得学生的喝彩，还可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讲到曹植时，背诵他的《白马篇》里反映他抱负的语段，讲到陶渊明时，背诵他的《归去来兮辞》，贾谊的《论积贮疏》等等，这样，学生在被这些历史典故吸引的同时，对文言文的畏惧之心、厌恶之感也会慢慢地淡化。梁实秋在北大教学，在讲解英格兰的古诗时引经据典，历数欧洲的爱情诗词，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粱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痛哭。这里不说梁教授的讲课蕴含了多少感情因素，讲的是哪国的诗文，没有对诗词的了解和熟悉，感情从何而来？北大的很多名师的课堂都是一座难求，当然其中有名气的因素，可是如果只有名气而没有深厚的功底，北大的才子们怎会赏脸？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较高的文学修养，会使教师的教育活动内容更丰富，从而改变“教育”一贯的严肃、枯燥的形象。试问有谁不想在“享受”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因此蕴含着文采的教育，将会给学生以更大的吸引力。 　　 　　基础二：增加背景资料的解读时间 　　 　　一篇文章不管是在哪个时代学习，都有它自己的背景，连文章自身的背景知识都没有弄清楚，就让学生学习跟现代的组词造句大不相同的文章，怎能不难呢？就是现代文的教学，如果没有让学生详细了解背景知识，很多文章理解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为何很多学生读不懂鲁迅的文章？这跟不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有很大关系。很多的文言文都必须在详细地掌握背景资料的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的学习。如果学生根本都不知道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教师就给学生灌输作者的写作意图，其结果只能是灌输的越多，学生不懂的就越多，对文言文的学习也就越反感。 　　现在的教学把课堂上的主要时间是放在了文章的主体部分，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有些人却把背景资料的介绍的时间越缩越短，甚至一分钟讲完，对于一分钟的背景资料介绍，我想就是熟悉历史的也不行，更何况对历史本来就了解较少的职业学校的学生。有的就是让学生自己简单看看文章前面的学习提示。试想对于那些简单的学习提示，光靠学生自己去理解，能掌握多少？而且现在很多文章的背景资料涉及的不仅仅是历史，还包括天文、地理、人文等各个方面。比如《庄暴见孟子》一文，里面涉及了“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很多学生不明白为何齐王听到孟子谈到“好乐”一事后“变乎色”，这就涉及儒家对礼乐的要求了。儒家历来重视礼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从音乐可以考察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并反对把音乐作为单纯的娱乐活动。如果这个没有给学生事先介绍清楚，学生会非常困惑。因此，在背景资料的介绍上，我认为应该增加时间，五分钟甚至十分钟的介绍都可以，要达到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