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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9)01-0090-05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主要是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产品)享受、基本权力保护、社会经济适应、城市生活融入等问题，这些满足公共需要的投入本就是政府公共财政的目的。因此，为了顺利地推动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我们就需要从公共财政的视角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论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从何筹措资金以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然后根据资金来源的性质，从本质上和名义上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最后基于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的设计原则，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 　　 机制。 　　 　　一、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的来源 　　 　　现阶段，我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村土地的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的转让收益，也包括少量城镇居民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 　　 　　(一)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 　　目前，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可分为三个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企业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超额)利润、政府向农民工征收的各种管理费用与向农民工所在企业征收的赋税。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主要部分被所在企业以利润的形式，被政府以管理费用与税收的形式抽走了，自身的工资已接近“生存工资”。由于缺乏农民工所在企业的统计资料，我们以农民工的主要就业载――工业为例，分析农民工的工资、企业的利润与税收之间的消长，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工资在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较快，1994年为19.3％，2006年就下降到8.63％，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相反企业利润所占比例扩张迅速，由1994年的12.22％增长到2006年的21.42％，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税收所占比例虽然呈现下滑趋势，但下降比例不大，并且所占份额仍然远远超过工资所占份额。考虑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就业待遇，农民工的实际状况会较表1数据所显示的状况更为严重。这种分配结构的变化固然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关，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企业利润对工资的侵蚀。 　　 　　农民工的这种“生存型工资”显然无法承受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同时完全依靠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也不合理。所以我们需要把农民工劳动创造的所有社会财富，尤其是那些被政府和农民工所在企业以“合法”形式从他们身上抽走的管理费用、税收与利润当作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二)农村土地的流转收益 　　农村土地的流转收益是指在不改变农村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将自己承包的农地予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形式而获得的流转收益。对于农民工来说，农村土地具有多层意义：一方面承包农地的存在使得农民工无法彻底脱离农村，限制了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镇；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又是农民工最后的生存保障，当城市社会最终无法容纳他们的时候，农地还可以承担基本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功能；最后农地也应该是每一个农民工在市民化时的一种资本，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农地是他们仅有的最大资产，只不过，这种资产由于不确定性与法律、制度等的限制，农民土地权力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转让或流转，使得农地的市场价值很小、或是没有、或是很难变现，因此还只能是一种“沉睡资本”。 　　目前，在农村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学者保守地估计，农地影子价格也能维持在3，300－5，000元／亩。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进一步的完善，农村土地必然存在增值潜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土地制度规范化与农地负担逐步减轻，农民对土地的预期收益将增加；另一方面是土地制度规范化与农地规模化经营，农村土地将会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所以正确反映中国农地资源的稀缺状况并考虑其增值潜力，农地永久性转让的价格显然要高于5000元／亩，考虑到目前一些工业用地价格较高，农地转让的平均价格可以达到10000元／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共有耕地资源13004万公顷(195060万亩)，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