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法律史解释.ppt

《诗经》的法律史解释 2007年4月24日 一、音乐与文辞 据《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大序》依周礼主“诗有六义”之说，并对风雅颂作了政治化解释，但未解释赋比兴。郑玄《周礼注》: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 。 《诗集传》认为，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赋比兴则是《诗》的艺术手法。朱熹对“六义”的解释堪谓真知灼见，直至今天仍袭用他的说法。 二、经学与文学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西周至东周时期，诗配合周礼，在祭祀、宴乐、外交、教育、讽谏君王等方面广泛应用，公卿、大夫、士子成言立说，常引诗为断语，仅《左传》、《国语》中，引诗便多达二百五十条。 春秋礼崩乐坏，但诗仍然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 汉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齐、鲁、韩三家顿时显赫（这三家《诗》是今文经学）。西汉时受压抑的古文经学，东汉时得到了重视，毛诗也立了学官。 孔子提倡“复礼”，说明礼曾是国之大纲，《诗》在汉代之所以能够被经化，也因为它曾经支配着政治生活。 《世说新语》记载：“谢公（安） 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 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讦莫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诗》开始文学化。 朱熹改变了汉儒“以经制势”的做法，开始用《诗》治心。 《论语集注》主张：“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宋《诗》学与宋《诗》学的区别： 1、汉儒不重文本，每以道德教条穿凿，宋人重视文本； 2、宋儒不言天人感应，而重视个体的内在自觉，完成了由政治向个人、由外向内的转向。 3、宋学的文学意识大大增强，重视对诗的审美体味。朱子认为立赋、比、兴之义，是欲使人“知作诗之法度也”。 汉儒喜穿凿的习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诗》、礼在先秦政治中的作用。章学诚《文史通义》开卷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从今天的观点看，《诗》和其他经典都是三代的政治历史，以政治道德比附《诗》和董仲舒春秋决狱同理，有点象流行于英美的判例法，从思维形式来看是一种类推。 先秦立典范，汉儒模仿，到了宋人，便开始了独立的思考，无论是对经典义理的重视，还是对《诗》的文学化品味，都体现了个体的主动性。 五四运动以来，《诗》的文学化走向宋人的反面，宋人讲究文学是为了唤醒道德自觉，而今天则是西化的结果。 三、修身与修辞 在先秦，赋、比、兴和风、雅、颂一样，都是立身之本，为政之道，但后世逐渐演化为文学上的修辞术。 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首先来看赋。宋人李仲蒙提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宣示：“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之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赋’，即随物赋形之义。” 兴的意义最难明。《说文解字》，兴，开头；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梁·钟嵘《诗品》认为“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认为：“诗人兴体，假像于物，寓意良深。凡托兴在是，则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 周英雄在其《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一文中指出：“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更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的基本人生观。”闻一多《诗经通义·周南》：“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亦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里，最初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以为喻，但为一种修辞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谈，而修辞意味愈浓。” 比是兴和赋的中介，兴全无理路可言，兴则在感性中包含着理性的关联或区分。 赋与兴似无关联，但就“随物赋形”而言，赋本质上也是兴，都涉及物、我的相互转换与融合，但兴被动多于主动，赋则主动多于被动。 四、诗的命名力量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命名并不仅仅是把符号赋予事物，对自然物来说，命名是对其本质的揭示；对于人而言，命名是一种创造。人是在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