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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闻人的价值冲突、焦虑与责任 　　最近新闻界很热闹。这种“热闹”异于普通的新闻事件炒作――因为“新闻生产者”成了新闻人物；“新闻报道行为”则演绎成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 　　某影视演员的婚外恋被媒体拍到照片并刊登出来，继而占据很多媒体和网站头条位置，并由此引出各方当事人以及利益相关人的各种言论，各种报道延续数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先刊登照片的某娱乐媒体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坦承：“……作为媒体人，工作中首先考虑的还是新闻价值，然后是新闻伦理。”①为引出更大的关注，“新闻人的专业性”与“新闻伦理”之争亦成为第二波新闻主题。 　　新闻报道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它具备交易商品的物质特性，但它的存在价值则更多来自于其“非物质属性”――新闻报道是自由表达的载体；同时，作为一种公共载体，其传统的功能是“在公共领域促进‘真理战胜谬误’”以及提供“能激发和拓展心智广度与深度的公共讨论平台”。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报道以及新闻生产者的行为在公共领域促进真理战胜谬误了吗？抑或体现了某种能使公众明辨是非的公共讨论平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新闻有可能“外伤”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内损”新闻质量，长远损害的可能还有新闻机构的公信力、新闻人的职业尊严和精神价值。 　　究其发生机理，原因可能有三：唯新闻价值至上；市场机制下的“过度”世俗主义；新闻人的价值焦虑与冲突。 　　唯新闻价值至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表现为一种实用意义的社会关系。③一方面，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有可能是以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或经济价值的单一方式，或多重方式呈现出来；呈现的意义越多重，新闻事件的社会价值暗示就越丰富。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来源于现实要素――既包括道德伦理的种种社会暗示，亦受影响于公众的政治、文化或经济基础。因此，从实际意义上讲，新闻所牵涉的后果“是由那些受新闻影响的人们所决定的，因而超出新闻从业者的控制范围”。④ 　　但是，现在某些新闻专业人士唯新闻价值至上，无视新闻事件包含种种社会价值的暗示，更无视公众认知背后的伦理、政治或经济因素。 　　这是一种无意的忽视吗？并非如此。前述娱乐媒体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然不希望因为揭开生活中残忍但真实的一面后导致人家妻离子散，作为一位有家有孩子的女性在这点上其实更加柔软。所以我是权衡了很久做出了决定后才发稿的。而且也做了一些善后工作，站在非媒体人的身份上跟文马有过联系，劝他们在一起。”⑤这说明这位负责人十分了解并怀有普遍的公众认知。再如关于“保定副政治中心”的最初的报道来自于一家拥有20多年专业财经报道经验的媒体，记者和编辑们怎么可能对新闻之于某地方经济或产业经济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置若罔闻？！ 　　有意忽视新闻事件的社会价值暗示和公众认知的社会背景，是因为当前某些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新闻工作者的确享有采写的自由，但“这必须伴随它的种种重大社会责任和义务”，⑥两者绝不可分。 　　市场机制下的“过度”世俗主义 　　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并具有反现代性的立场。相对于人文精神，以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在中国产生的直接动机无疑可归结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世俗主义也带来了百花齐放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以及相关文化产业和娱乐产业的启蒙与发展。 　　世俗主义还将中国新闻生产者传统的、以“传播者需求”为主体的新闻生产，带向了以“受众需求”为主体的转型，于是，“发行量”、“广告量”、“收视率”和“点击率”成为衡量媒体机构发展的“GDP”指标；同时新闻报道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悄然改变，例如对正面人物的“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正在减少，改变趋势是“以人为本、拉近典型人物与受众的距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典型人物的个体特点和性格的多样性”。⑦毫无疑问，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可以令媒体机构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受众（消费者），因而也获得更快速的盈利能力和规模经营。 　　但问题的关键也落在新闻工作者如何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上，如果将“世俗化”作为媒体运作的目的，则有可能导致“过度”的世俗化，特别是在强调新闻报道权的前提下，例如有评论就认为，“总体而言，比起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更应该保护媒体的报道权利”。⑧的确，报道权是新闻存在的必要条件，世俗主义是大众文化存在的基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报道和世俗主义就没有边界――它们的边界其实与市场经济的边界类同。 　　2008年秋季，“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中外，《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