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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核心功能 依旧任重道远 　　近日，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一片热闹而喧嚣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作为国内书业盛会的“双子星”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原名全国书市），已经走过了近30年时光，其中经过了初时的风光，也经历了发展中的低迷，现在正在经历着转型期间的困惑。 　　 　　订货功能渐被 　　城市营销取代 　　 　　北京图书订货会与书博会，均为国内重要的书业盛会，与北京图书订货会只在一地举办不同的是书博会主要侧重于现场销售，轮流在每个城市举办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每年，各地政府都会极力争取书博会的举办权，因为举办书博会不仅可以展示该地区的出版实力，也可以带动当地出版业和经济发展。 　　回顾书博会的历史沿革，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不断发展壮大的。1980年10月，由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主办的第一届全国书市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15天的书市，如醉如狂的读者购书426.7万册，销售码洋达377万元，光顾的读者竟达76万人次。史无前例的盛况是亿万中国人经历了十年书荒后求知欲望的一次大释放。第三届全国书市开始呈现功能拓展及各方参与办书市的特点，到第四届在广州举办书市，则已经充分体现为多功能和“全国书市全国办”、店社合作共办书市的精神。 　　由于书市对举办地乃至举办省所产生的令人羡慕的效应，各地政府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例如，第八届书市开了由省级人民政府与省会城市联合举办的先例，吉林省长春市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党、政、军、工、青、妇总动员，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齐参与，各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人们都到书市来，加上丰富多彩的报告会、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征文大赛、签名售书活动、专题文艺演出，让一个书市把偌大的长春市搅得群情激昂。 　　由于书市的主办完全成了政府的行为，因此从第八届书市开始，规模愈来愈大，各省亦纷纷以组团的形式参会，在书市上几乎只有一个目标，集中展示本省的出版成就。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九届西安书市和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新闻出版署共同主办的第十届长沙书市承继了第八届书市的办会精神，各地主管部门均把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作为展示各省在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良好平台。书市前的大半年时间中，一次又一次的动员会、预备会，书市中的战前动员会、形势分析会，书市后的总结会、表彰会，书市已经成了一项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一种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举办书市成了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一件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它像申办奥运一样，历经千辛万苦，申办成功就只能办好不能办砸，只能超过上届不能出现滑坡，场地的规模要求是越来越大，订货的码洋扶摇直上，书市几乎已不再是图书交易的场所，而是一方色彩斑斓的文化天地。这样的操作惯例也一直延续至今。 　　书博会受到政府重视自然也是由于它可以拉动当地经济。例如，在南京举办的全国书市拉动当地经济增长８个亿，在广西、天津举办的全国书市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了１０个亿。200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等5个地州召开的第十六届全国书市中，主会场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吐鲁番、伊犁、阿勒泰、喀什5个分会场共接待读者55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主会场约30万人次，图书订货达10.15亿码洋，零售额为500万元，会场外拉动新疆经济超过10亿元，全市21家星级宾馆住房全部告罄。刚结束的第十九届书博会上，据主会场前三天和两个分会场前两天不完全统计和测算，在拉动出版业交易48亿多元的同时，拉动当地餐饮、旅游、交通、通信、商业、服务等相关消费近30亿元。 　　 　　书市转型 　　各方利益渐显差异 　　 　　近30年来，我国出版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书市也发展成为由新闻出版总署与地方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图书交易博览会，成为全国出版界与全社会广大读者共同参与的文化盛会。在信息交流技术相对落后、图书品种不多的当年，全国书市发挥着同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样的看样订货的功能。而且在2003年以前，全国书市一般都在9、10月份，与年初的北京订货会可以形成首尾呼应，许多出版单位也是按照这样的节奏推出新书，制订一年出版计划的。2003年由于“非典”，全国书市暂停一年，2004年4月在广西桂林重新召开。此后几届全国书市都集中在4～6月举行。2007年4月在重庆举办的第十七届全国书市正式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这标志着书博会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书博会也开始功能多样化，但定位却更加模糊化。 　　书博会每年的举办地不同，主办方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活动内容，也让每届展会的定位发生变化。随着时代发展和市场的多元变化，书博会也要应势而变。无论是时常举办的各地订货会还是全国书博会，订货功能都在逐渐弱化，现在信息沟通的渠道和形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很多出版社都表示前来